有錢人 為富更要濟貧

「為人不可貪,為商不可奸,若要做善事,手中先有錢」。這是150多年前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說過的名言。

「企業的責任就是為股東賺取最大的利潤」、「企業不賺錢是社會的罪人」,這是150多年後台灣多數企業家奉行的經營哲學。他們也都像百年前的胡雪巖一樣,認為社會責任、社會公益,是「賺錢之後」的事。

不過,隨著全球化與自由化浪潮帶來創富與破壞的雙面作用,國際間近年對企業經營的期許已不再只是「賺更多的錢」,而必須要對社會周遭負起責任,以促經濟繁榮、環境永續。也因此,國內主管機關早自2010年起就把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 ty,CSR)逐步納為評估企業經營「績效」的一環。

社會仇富 盼有錢人做更多

事實上,最近幾年國內各大企業,不論基於主動或被動落實CSR,做的善事並不少,然而社會「仇富」的氛圍卻未見舒緩。何以致之?是有錢人做的還不夠多?還是社會對有錢人的要求太多?

要解釋「仇富」現象,先看幾個數字:台灣前1%的有錢家庭坐擁全台11%的所得;貧窮線下的家戶數達14.3萬戶,累計31.7萬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僅7.5萬元;高資產人數亦是31.7萬人,每人每年平均收入高達5,903.7萬元。

這種財富集中到金字塔頂端人口的情況,並非台灣獨有現象,鄰近星、港、韓、日亦皆如此,美國前1%家庭更占有18%所得。「1%對 99%的掠奪」,正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以來諸多類似運動的主訴求。風潮所及,全球有不少的大富豪承諾要捐獻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去做公益,因此我們也想問:「台灣的企業是否也可以做更多?」

對於這個問題,人生百味創辦人巫彥德的回答是:他搞不懂有錢人在想什麼!

人生百味,是以「台北街頭的麥田捕手」為期許,透過讓街頭無家者從事街賣等工作,讓在街頭生存的人受到應有的理解和尊重。巫彥德沒有顯赫家勢,但初入職場就決定投入社會企業,也是這一代年輕人貢獻社會的一種方式。

富人濟貧 應先了解貧苦

對有錢人,巫彥德總是搞不懂。與有錢人的每次接觸,都只是讓他滿腦的問號。他不懂有錢人大多都很樂於捐輸濟貧,卻少有人想要瞭解「窮困與貧苦」本質。

他更不懂有錢人總是花很多的時間告訴他,窮困與貧苦,是社會問題,而他也總是會問:「誰是社會?社會是誰?」在得到「是政府、是政府責任」的答案同時,幾乎可以聽到回答者的弦外之音:「為什麼要怪我們?為什麼是怪我們?」

確實,多數有錢人是這麼想的。在「資承新世代企業家慈善協會」成員集會場合裡,就都對社會將貧富差距的現象歸究於有錢人,他們認為,那是政客故意挑動「貧富」對立的神經,政府又為轉移社會上對政策不力的情緒,將責任刻意推給企業,「社會結構性問題,不是我們能夠掌控的。」

「資承新世代企業家慈善協會」是一群富二代所組成的非營利組織,他們受到清華大學訊工程系名譽授教授李家同的一句話啟發:「有錢人,應該要讓社會更好!」因此決定以弱勢兒童為對象,推動扶貧計畫。

從這群有錢的年輕世代看世界,台灣近年社會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質疑富人的德行。「這是真的,」台大社科院副院長、社工系教授陳毓文相當理解地指出,有錢人,在台灣社會中雖然經常受到讚譽,但貪婪和無情的形象「被放得更大。」

「仇富扶貧」自古得人心,在台灣向來有票房,這就是現實人生。

所以,中國科技大學財稅系講座教授曾巨威就對有錢人實踐「讓社會更好」的核心想法是「賺足夠的錢,好回饋社會」,覺得有趣而笑說,有錢人做慈善,可能是出之愛心,「但也是為了節稅。」

一如當年胡雪巖在戰亂中免費贈藥辦粥廠,是為了發財立名,雖然因此也幫助了很多人。

「不要期待有錢人不自私,」陳毓文很實際地引用美國加州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保羅.皮福(Paul Piff)的研究結果指出,有錢人比較會把貪心和自私的行為合理化,但Piff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有錢人並不都是鐵石心腸,只要有一點點指引,是可以讓有錢人對窮困有同理心。

效法比爾蓋茲 開心做公益

只是,那「一點點指引」,巫彥德認為是最難的。那「一點點指引」,也是陳毓文認為,是現階段台灣社會要深思的,當全球首富比爾蓋茲「把錢給別人」視為是「我們目前最開心的事情」時,台灣的社會,為什麼不能讓有錢人也能像比爾蓋茲,或是像美國矽谷的一些科技富豪,「開心地」做公益呢?

「關鍵在開始,」巫彥德認為問題的核心,是有錢人的起心動念是否基於對「窮困與貧苦」的理解?只有理解,才能翻轉、才能有所改變,「沒有任何路比自我轉變更為捷徑。」

最難的也就在開始,如何開始?在談到「有錢人,應該讓社會更好」的課題時,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曾對記者嘆道:「我覺得,這世界上最累的事就是做好人,而且是做一輩子好人。」從有錢的角度看世界,這就是現實人生,人生的現實,也就是這樣。  回企業家慈善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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