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經濟成長 建立在地優先方案

以近幾十年(也就是全球化最輝煌之時)的情況而言,可以用很簡單的說法乾淨俐落地描述全球的經濟發展動能。

有些過去辛辛苦苦而且通常孤立發展的國家,他們陷於貧窮,有大量的人口需要第一份薪資相對合理的工作,這些國家為已開發國家裡的企業提供了好到難以抗拒的資源。就在這樣的安排布局之下,日本、韓國、中國以及其他所謂亞洲四小龍的國家提供的前景,是廉價勞工加上少有職場規範與環保規定,換取的是成為世界的製造工廠或是後勤辦公室,這樣下來兩邊都會是贏家,至少理論上如此。隨著國內生產毛額大幅提高,新興國家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到幾億人。居主導地位的經濟體企業利潤大增、出口市場擴張,那裡的消費者享受著低成本的商品,技術性高的勞工也可以隨心所欲挑選有吸引力的工作。

然而,約在過去十年,原本井然有序的運作公式開始鬆掉,情況很嚴重,導致對於已經爬上發展天梯或者正嘗試攀上下方梯級的國家來說,全球化模式不再是可靠的經濟發展架構。主要的轉變,是因為將勞務外包給中國、日本和韓國,並消費他們所生產商品的國家,正慢慢在這條路上踩下煞車,透過公開與政治施壓,鼓勵本國企業撤回製造與服務,以支撐母國經濟。

在此同時,由於各地政府抱持的民粹主義,在打造全球供應鏈上添加了層層的風險與難題,跨國企業也開始精簡,足跡不再廣泛遍布國際、深入低薪的國家。還有,勞動套利也不像過去那麼重要了。競爭的重點已經不再是其他國家的平價勞動力,反而愈來愈放在建置更便宜、更聰明、且能力更好的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工具與程式上。

全球化造成了損害,讓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有興起的空間。我認為,要填補此一空缺最適當的選項,是所謂的在地優先(Local First)策略,這是指能自行維持並自我克制,同時持續改進在地經濟生態系統。我們之所以選擇在地優先策略來改進大家習以為常的國際主義架構,最強力的理由是我們觀察到雖然全球化看來讓每個人都受惠,事實上並不然。當然,隨著企業賺得利潤、營運效率提升,全球的中產階級確實大幅擴張,多數製成品的價格也在受控範圍內,並有更多人得以參與個人科技與傳播革命。然而,這些好的面向(尤其是以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來看)掩蓋了全球化讓世界逐步癱瘓的負面效應。

其一,在就業市場裡不斷向下掉的人(每個國家都有很多人無法再與人競爭)是隱形的,這些是很大量的低度就業人口,當全球化停下腳步,他們更是愈跌愈深。從比較整體的層面來說,國內生產毛額的數字大致上證明了全球繁榮,但有一大部分的就業人口面對的是多年的收入停滯甚至下滑。以國內生產毛額為形式的成績也掩蓋了一些無形因素,例如環境惡化、很多工作並未提供福利且不穩定,以及某些社區的生活品質下降。

我和同事科倫.凱利(Colm Kelly)二○一七年時合著了一篇文章,探討全球化黑暗面的主要元素,我們在文中特別提到很憂心企業利益和社會進步已經不再同步,再也不能放在一起衡量或討論了。我們點出這是一種相對新鮮的現象。在全球化蔚為主流之前、甚至是最早期階段之時,企業的成敗和其營運的社區或社會榮枯緊緊相繫。就算企業有一部分的成績是來自於區外銷售,但創造出來的資本主要會留在員工以及許多顧客所在之地。想一想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一七七六年撰寫《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時身處的世界:如果企業領袖不管自家員工的需求,星期天上教堂時就會受到譴責,在當地的城鎮集會上也會遭到排擠,他們會因為慚愧而把利潤再度投資到營運的地方以及相關人員身上。

從亨利.福特(Henry Ford)、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華納.馮.西門子(Warner von Siemens)、豐田喜一郎(Kiichiro Toyoda)到賈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這些最終創造出大型事業帝國的大企業家,某種程度上都是從在地起家,就算他們的市場愈來愈大、愈來愈遠,也都和在地社區維持密切關係。中小企業對於所在地的經濟發展來說,格外重要。確實,我們可以說,沒有中小企業在一個接一個小地區帶動就業機會增加與創新,德國、英國與美國等國家絕對無法在全球市場上享有如今的領導地位。

跨國企業興起,並在全球化推助之下達到巔峰,愈來愈多資源集中在這些組織手上,而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有道德上必須加以保護與維持的「家鄉」。他們的就業大軍無處不在,他們對於總部所在地社區的忠誠度,僅限於他們可以爭取的最佳稅務與激勵誘因。我和凱利觀察到,很少有人認同自己有責任創造公益與支持在地發展。

事實上,很多全球化導向的企業不僅無法為他們經營業務的社區提供具體的益處,甚至還扮演惹麻煩的角色,讓「ADAPT」裡的元素(主要是不對稱性、科技破壞和機構制度遭到不信任)更加惡化。我和凱利寫作時,寫到了亟需建立在地優先方案以發展經濟:「我們要投入更多精力來創造富庶的社區,要盡力找出在地層級的人民需求並善加管理。城市、鄉鎮與村莊是社會進步與經濟成就最自然的匯聚點,我們需要營造條件讓這些社區能繁榮富庶,而企業則是生態體系中的一個關鍵部分。」

當然,這不代表選擇身為全球性的競爭者就是一套全盤皆輸的策略。巴塞隆納、莫斯科或紐約等國際大城,得天獨厚擁有大量的受過教育勞工、卓越的大學、深度的投資管道、全球性的基礎建設以及支持企業發展的政府,具備優勢地位,這些社區裡的人民與文化可以因為多方面的全球化而享有利益。但中級城市沒有機會在這些大型城市擅長的賽局上打贏對方,必須開始更有意識地察覺自己的經濟發展策略,比起過去幾十年,要更向內觀照。事實上,當大型城市利用現有的競爭優勢吸納全球資源時,會把更多的關注、投資和人力資源從國內的小城市拉走,往往毀了這些地方。

如果要拿出一張藍圖,讓大家看看在地的經濟發展方案是什麼模樣(但明顯的社會與文化差距基本上一定會讓每個方案各有不同),亞美尼亞有一套方案很值得參考,亦是很適合的起點。

危局:攸關自己與下一代的4大政經危機,我們選擇戰鬥或逃避?

( 本文摘自布萊爾.謝帕德著《危局:攸關自己與下一代的4大政經危機,我們選擇戰鬥或逃避?》, 時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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