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失敗的豐厚獎勵?高層薪酬的「黃金降落傘」

◎工商書房2021年度財經好書入選

公司高層的高薪,尤其是執行長優渥的薪酬,引起了大眾、媒體、政界的許多關注—遠比職業運動員、電影明星、媒體名人、其他高收入群體類似或更高的薪酬受到更多的關注。

二○○六年,重要到足以列入標準普爾指數(S&P 500)的企業中,執行長的年薪中位數是八百三十萬美元。雖然那顯然是多數人收入的好幾倍,但高爾夫球好手魏聖美(Michelle Wie,一千兩百萬美元)、網球名將瑪麗亞.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兩千六百萬美元)、棒球明星艾力士.羅德里奎茲(Alex Rodriguez,三千四百萬美元)、籃球巨星柯比.布萊恩(Kobe Bryant,三千九百萬美元)、高爾夫名將老虎.伍茲(Tiger Woods,一億一千五百萬美元)的收入都遠遠超過那個數字。57即使是年收入最高的執行長(年收入七千一百七十萬美元),58也不及歐普拉(Oprah Winfrey)的三分之一。

然而,我們很少聽到、甚至沒聽過有人批評體育、電影或媒體明星的收入太高,更遑論譴責他們「貪婪」了。但「貪婪」卻是大家最常用來形容那些高薪企業高層的用語,也是最謬誤的妄稱。當你的薪水取決於別人願意付你多少錢時,你就算是全世界最貪婪的人,薪水也不會因此提高。任何對公司高層薪酬的解釋,都應該以開出那些高薪的理由為基礎,而不是以高層本身渴望高薪的理由為基礎。每個人都可以渴望任何東西,但那不會促使別人去滿足那些欲望。為什麼企業願意為頂級高階主管開出那麼高的薪酬?市場供需可能是最簡潔的答案,想要提出更完整的答案,可能需要招募者的特定知識和經驗。由於公司的決策往往涉及數十億美元的利益,如果一個人可以減少一○%的決策錯誤,為公司省下一億美元,那麼每年給他八百三十萬美元的年薪可能是個很划算的價格。

有些人認為,公司的董事會濫用股東的錢,所以執行長的薪酬才會那麼高。若要證實這是普遍的原因,就得提出更多具體的例子。為了驗證這個說法是否屬實,可以拿由大量股東擁有的公司,與由一些大型金融機構持股及掌控的公司進行比較。前者的股東大多不知道、更不可能評估公司內部的決策;後者的股東既有專業知識又有經驗,還會花自己的錢聘請執行長。

結果發現,正是後者給執行長的薪酬最高。這些大型金融機構的決策不必迎合大眾輿論,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知識和專業做決定,而他們的知識與專業水準都遠比大眾、媒體或政治人物還要高。他們最不可能支付比必要還多的薪酬,也最不可能在挑選經營人選時省小錢花大錢,畢竟這個事業的經營攸關機構投資人數十億美元的投資。雖然許多行動分子主張,股東對上市公司執行長的薪酬應該要有更多的決定權,但遭到投資這些公司的共同基金反對。就像投資私人企業的金融機構不太關注高層薪酬一樣,他們比較關心高階主管能不能把公司經營好,讓他們的投資產生獲利。

許多局外人對於企業高層獲得高薪感到難以置信、百思不得其解,但外人本來就沒有必要理解為什麼甲願意為乙的服務支付任何金額。那些服務又不是提供給外部觀察者的,外部觀察者也大多沒有評估那些服務價值的經驗,況且他們更沒有理由去否決那些確實有專業知識與經驗、可評估服務價值的人所做的決定。例如,《華盛頓郵報》的董事長曾如此評估某位董事的建議:「毫無疑問,巴菲特先生向管理高層提出的建議,價值數十億美元。」

巴菲特從《華盛頓郵報》公司獲得的薪酬是否真的高達數十億美元,我們無從得知。但只要他的薪酬有數百萬美元,就足以讓第三方的觀察者高呼不敢置信,甚至義憤填膺。外人之所以對企業薪酬忿忿不平,原因並不明顯。如果是因為他們覺得個人對公司的貢獻得到了太高的報酬,他們對那些根本沒做任何事就繼承數億美元的人應該會更加憤怒。然而,財富繼承人很少像執行長那樣引起眾怒,更遑論被譴責了。舉例來說,洛克菲勒家族還有三位財富繼承人被選為三個州的州長。

有兩件事似乎令那些批評高層薪酬的人格外憤慨:
(一)、他們認為高層的高薪犧牲了消費者、股東、員工的利益;
(二)、那些顯然經營失敗的高階主管往往可以領到數百萬美元的遣散費。
不過,就像任何地方雇用任何人一樣(不分職位高低),執行長之所以獲聘,正是因為公司預期他將為公司帶來的好處,超過公司付給他的薪酬。如果公司預期年薪八百三十萬美元的執行長可為公司省下一億美元,股東並未有任何損失,實際上他們還倒賺了九千多萬美元,消費者與員工也沒有損失任何東西。就像多數的經濟交易一樣,聘用執行長不是零和交易,而是為了追求互利。

如果有人指出,為喬治.史考特(George C. Scott)在電影《巴頓將軍》(Patton)中擔任主角所支付的片酬,對股東、觀眾,或在電影拍攝過程中執行例常任務的低階員工來說是損失,大家應該可以輕易看出為何這種零和觀點是錯的。除非我們相信這部電影不找史考特來演也可以創下同樣的票房,我們才能把他的片酬視為股東、觀眾,以及其他電影工作人員的損失。很多人認為企業高層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好幾倍(確切的倍數因例而異),但沒有人會費心去計算史考特的片酬是臨時演員或燈光師等片廠一般員工的多少倍。

對許多人來說,高層薪酬中最令人髮指又難以理解的是,為了打發經營不善的執行長所支付的遣散費,往往高達數百萬美元,亦即所謂的「黃金降落傘」。例如《華爾街日報》就曾報導,二○○七年,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的執行長獲得了「超過一億六千萬美元」的「退休金」,還將這筆錢稱為「對失敗的豐厚獎勵」,因為美林證券在他的領導下,在抵押貸款的相關交易中損失了七十九億美元。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無論是基層員工、技術不純熟的員工還是貴為執行長,犯錯都在所難免。問題在於:當執行長顯然經營失敗,又變成公司的累贅時,公司有什麼選擇?當某人的決策可能造成數百萬、甚至數十億美元的損失時,速度可能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盡快拉那位執行長下台,避免公司內部發生內鬥、扯上官司,可能就價值數百萬美元了。美林證券支付一億六千萬美元的「退休金」給即將離職的執行長,如果能因此避免公司再損失七十九億美元,那就是一筆划算的交易了。

雖然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公司所發放的遣散費比大家更熟悉的其他情況還多,但這並非特例。年邁的大學教授跟不上專業領域的最新發展時,校方可能會提供豐厚的提前退休方案,以便聘請與時俱進的新教授來取代老教授。同樣地,許多已婚人士花了一大筆錢才終於離婚—那筆錢占收入的比重,可能比企業遣散費占營收的比重還大。

在這種情況下,結束一段糟糕的關係可能和最初關係的啟動一樣、或甚至更有價值。就像最初的雇用決定一樣,股東、消費者、其他員工並沒有因為公司支付給高階主管鉅額的遣散費而有所虧損。如果打發執行長可以減少損失,讓經營失敗的執行長留下來將導致公司的損失更大。此外,當初聘用那位執行長的決定也不見得是錯的。時代在變,人也會隨著時間而變,所以當初看起來非常合適的執行長,多年後可能已經無法勝任後來演變的情況。

塞維爾.艾弗里(Sewell Avery)曾於一九○五年到一九三一年擔任美國石膏公司(U. S. Gypsum)的負責人,一九三一年之後,他擔任蒙哥馬利沃德(Montgomery Ward)零售連鎖店的負責人,是公認美國頂尖的商業領袖。然而,在他晚年的時光,零售業的情況已變得截然不同,63大家開始埋怨他領導無方,公司內部也想盡辦法要他走路。當他終於離開時,蒙哥馬利沃德的股價立即飆升。對股東、顧客、員工而言,付給艾弗里足夠的錢讓他早點離開可能是一筆划算的交易,因為經營不善的公司傷害了他們所有人的利益。

第三方觀察者看到一些人因失敗而獲得豐厚的獎勵時,可能會感到憤恨不平。但第三方既不是自己出錢,也不知道擺脫某人有多大的價值。一個人付出高昂的代價與無法共處的配偶離婚時,也有可能被認為是在獎勵失敗。但這種情況會有第三方冒昧地跳出來,主張離婚的決定是錯的嗎?那些覺得自己道義上有權義憤填膺,或呼籲政府要去阻止這類事情的第三方就更不用說了。

謬誤與真相:保守派經濟學家如何戳破執政者的美好謊言

( 本文摘自湯瑪斯・索威爾著《謬誤與真相:保守派經濟學家如何戳破執政者的美好謊言》,八旗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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