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世工作筆記(二):有幸能夠對著強權偶爾說真話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底,一則新聞引起我的注意,談到神祕病毒在中國中部武漢市傳播開來。從報導看不出這個疾病有多嚴重,也不知其起源。我記下來日後要繼續追蹤相關報導。一月七日,飛到柏林採訪梅克爾,為總編一職與三十五年《金融時報》職涯劃下句點。

年輕時候當記者一直渴望被派去德國,畢竟打從學生時期即著迷於德國語言及文化,可惜未能如願,反而從華府調到布魯塞爾,後者是馬斯垂克條約簽訂後報導歐洲事務的理想根據地。能夠在最後一刻造訪柏林,既是一個與歐洲頂尖政治家在職場上道別的機會,也算是彌補未能派駐德國的遺憾。

梅克爾就任總理的時間點僅比我就任總編輯晚三週。據首席發言人史戴芬.塞伯特(Steffen Seibert)的說法,正是由於這個雷同,總理才答應接受不用訪綱的採訪,上一次這麼做已經是幾個月前。將近一小時的採訪期間,梅克爾態度謹慎,姿態卻頗高,稱歐洲是德國的救贖,不能就此放棄歐洲合作與(慎重)整合。眼見世界各地民粹主義者與強人崛起,反而讓她更加堅定要讓歐盟這個自由民主主義陣營(接近)屹立不搖。

七週後,新冠肺炎大流行讓世界陷入停擺,我的總編職涯不光是劃下句點,也因此劃下驚嘆號。現代經濟與細緻全球供應鏈之脆弱,經過這次疫情暴露無遺。但其實二〇〇五年到二〇二〇年間,早就有跡象顯示全球化出現問題。金融危機、大規模人口遷徙、民族民粹主義崛起與川普總統以關稅為武器,種種趨勢威脅到貨物、人民與觀念的自由流動,這些自由流動是全球化的優點。如今新冠肺炎不過是讓負面趨勢惡化罷了。

二〇二〇年春天還發生一件不一樣的事。全球化向來不僅是實體與政治現象,更是一種心態:即選擇無所不在的概念,消費者可以一網打盡,想要就要,即刻即時。這場傳染病大流行則終止這種極端流動性。在疫苗問世仍是未知數的情況下,不論是航空旅行或是上班辦公,充滿「社交距離」的世界讓我們再省思現代經濟社會的基本運作模式。

新冠疫情對專制政權或自由民主政權都是嚴苛考驗,病毒起源地中國當地政權先是笨拙隱瞞真相,接著在廣泛國家監控下實施嚴厲的隔離措施,讓經濟得以緩緩復甦。至於俄國,普亭政府先是矢口否認出現疫情,直到染疫人數增加,民意下滑時,當局才採取行動。

反觀科學家出身的德國梅克爾總理及早果決行動,使得原本搖搖欲墜的民意支持度高漲,跌破眾人眼鏡。其他女性領袖表現不俗,例如紐西蘭、南韓與台灣。至於英國,強生原本裹足不前,直到後來自己染疫、經濟衰退後才有所作為,可謂繼英國脫歐之後再讓國人同等震驚之事。川普總統也不斷否認疫情的嚴重性,造成經濟急遽衰退,恐怕不利於尋求連任。

平常每逢危機時刻,全球都以美國馬首是瞻,然而這次美國卻缺席。二〇〇八到〇九年爆發金融危機後,布朗、小布希、歐巴馬與薩科吉等人主導協同因應,與這次的處理方式相比有如天壤之別。這個情況下,中國企圖以經濟外交及財政與物資援助為手段,填補美國遺留的真空。但中國早就在道德上站不住腳,亞洲鄰近國家也對其意圖懷有戒心。歐洲則是過度分歧、太過弱小,埋首處理自身經濟災難,無能為力填補真空。我們確實活在群龍無首的世界。

政治局勢發生變化,經濟崩盤的此刻還有一項不安事實,就是這是十年內國家第二度被迫紓困企業。但二〇二〇年不像當年金融危機容易找到對象進行道德譴責,例如當年那些槓桿開太大、鋌而走險導致納稅人被迫買單紓困的銀行。十二年過去,如今紓困金額更高,不再是數千億美元,而是達到兆元之譜。如此龐大債務唯有靠相當幅度的通膨爆發或經濟持續成長才有可能明顯消除,要達到這樣的幅度,新興市場國家比西方已開發國家更有條件這麼做。

目前來講,各國中央銀行再度上場擔任救火隊,美國聯準會及歐洲央行大量收購資產,穩定金融市場信心,但實體經濟恐怕會留下永久傷痕。失業人數之多,乃一九三〇年代以來所未見。比照當年金融危機之後給金融資產打強心針,恐怕會造成不良後果。風險已被社會化。本報同仁沃爾夫如是說:以前央行負責在派對玩得太過火時收走調酒甕,現在變成是推一把讓人玩得更凶。

後疫情世界中,企業、政治、全球經濟與國際關係(尤其是美中權力平衡與歐洲角色)有五種可能的進展,值得深思。每一種進展當中,全球領袖所做的選擇會影響自由主義民主社會的未來走向,這些民主社會興盛於戰後以規則為本的秩序體系,卻在金融危機發生後的十年重重跌了一跤。

第一種進展,也是最危險的進展,就是世界變成美中失序競爭的戰場,四處可見國際結盟,聯合國與世界貿易組織這一類國際機構則遭到弱化。正如葛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先見之明,儘管這不會是一場新冷戰,但當今超級強權美國與戰略對手中國恐怕真的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雙方在軍事上較勁。

第二種進展較為樂觀,各個強權國家了解到彼此具有共同利益,也了解到儘管政治體制有差異,仍有責任經營彼此關係。美國人會捨棄川普那套做生意式的外交政策,重返推廣美國理念與價值的傳統。美國不會再摒棄該盡的國際義務,而是重新與敵友打交道,處理人類共同重要課題:能源與環境、人口遷徙與數位安全。就像佐立克在最新美國外交史著作中提出的卓見,過於狹隘的美國民族主義只會阻礙美國發揮真正實力。

至於歐洲,則要加強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分量,不要夾處在兩大強權之間。二〇二〇年夏天,這場疫情讓歐盟二十七個會員國變得更團結,梅克爾主政下的德國決定與其他會員國共患難,支持強化經濟整合,七千五百億歐元復甦基金達成協議即為明例,打破金融市場借貸的禁忌。這番金融火力往後可能會用於資助新計畫,像是集體防禦與科技研究,進一步邁向政治統一。

選擇脫離歐盟的英國則會在外交政策上面臨痛苦兩難。強生政府提出的「全球化的英國」理想上是要讓英國在法律上與政治上不受制於歐盟當局。但與各國個別談判貿易協定並不輕鬆,而且冗長,何況要面對歐盟與美國的集體力量。英國很可能會傾向美國,不會傾向歐洲,更不會倒向中國。如此一來,英國就更明確只是小夥伴的角色。就國內而言,英國脫歐是民族新生的契機,卻如同洗大量冷水澡:病人可能覺得清新,卻對短期健康不好。蘇格蘭獨立的陰魂也未散去。英國(聯合王國)一旦分裂,衝擊到的不僅是倫敦、貝爾法斯特、卡地夫與愛丁堡。儘管外界談論英國國力衰弱,但事實上英國從柴契爾夫人到布萊爾乃至布朗首相任內,向來在國際事務占有一席地位。未來英國的分量或地位都將不如曩昔。

第三種進展是對國家角色與所謂「西方」代議式政府的再思考。政黨制度與盛行於冷戰時期的傳統左右派劃分法已經式微,如同讀者於本書所見,英國的卡麥隆訴諸公投並阻礙改革臃腫的上議院,此種做法弱化了代議政府。身為反對黨的工黨往往也是共犯。應該要藉著英國脫歐催化政治制度改革,重整選區,替整個因樽節與漠視而逐漸萎靡的國家注入新活力。就此而論,卡明思這類煽動者的直覺不算是錯。

事實證明,在運用國家資源對抗新冠疫情的成效上,新加坡與南韓等亞洲國家政府比英美政府做得更好。「疫調追蹤」的做法突顯專業與高科技投資具有價值。這些國家也許偏向專制式民主,卻能夠正常運作,像個現代國家讓人民感到安全,經濟同時成長。二十世紀是西方國家向亞洲國家灌輸自由民主,到了二十一世紀西方則要多從亞洲取經,但不要踏上習近平那套非自由民主、共產黨不受批評的治國模式。

第四種進展牽涉到改革資本主義,即自由主義式民主賴以維生的財富創造驅動引擎。早在疫情發生之前,即不斷有新的社會盟約訴求出現,要公司董事會不再只重視股東價值,更要考慮其他要素,像是氣候變遷、多元性與人力資本。董事會有義務去設法減輕舊體制導致的總體不平等現象。新的體制下,政府為了償還巨額債務,難免會用更高稅負來平衡收支,挑戰就在於如何調整方向卻不會再次陷入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的窒息性停滯狀態。不論如何,都需要一套新的議程。

也因此來到第五種進展:科技將繼續扮演更多角色。新冠疫情讓網路力量倍增,工作自動化與人工智慧進步神速,威脅到白領階級的工作,道理如同工業機器人在一九八〇年代摧毀藍領工人。其他像是旅遊業與餐飲服務業的商業模式,則會因為Zoom及其他社交網站公司的興起而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無法順應者將會死得很慘,或漸遭淘汰。

當今這個超級網路化的世界,美國科技大公司像是亞馬遜、臉書、谷歌、微軟與網飛,在「贏者全拿」的行為準則下,市值以倍數成長。但成功也會讓它們成為攻擊對象,其龐大利潤會成為力主財政重分配陣營的關注焦點。這些公司分量之大,令人想起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壟斷企業,肯定會有更多人呼籲祭出管制,甚至要求拆分。這幾家所謂的「尖牙股」公司至今是活力與創新的絕佳驅動引擎,很有可能會以中國對手的規模當作反制論據,稱中國意圖在科技競賽贏過美國,並且推廣類似阿里巴巴與騰訊的自家冠軍企業。不論如何,隨著全球分裂成敵對陣營,本世紀初擁護的網路無國界概念正逐漸褪色。

十年前數位革命興盛之時,很流行說新聞業不再具有價值。但在後疫情時代,新聞業負有的闡釋任務依舊重要,也依然極具挑戰。紙媒將逐漸變成過時的骨董,取而代之的是數位優先的新聞機構,這些機構除了要找出獲利模式,也要讓自己的報導在政黨極度惡鬥的喧囂中被讀者看見。除了靠下一代的赫斯特(Hearsts)與普立茲(Pulitzers)這類機構包養,最好也能夠尋求慈善事業資助,或是尋求廣告以外其他資助來源。未來將會出現新型態的新聞組織與合作模式以減輕開銷,並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產出新聞報導,也就是「隨選新聞」的概念,隨時可直接將新聞呈現給讀者。

《衛報》資深總編輯C.P.史考特(C.P. Scott)說過一句名言:評論留言是免費的,事實卻是神聖的。全球新冠疫情及時提醒我們,以事實為本的科學很重要。在這個政客推銷「另類事實」的世界(其實就是宣傳與欺騙的最新委婉說法),記者有義務呈現事實或盡可能貼近事實。民主社會奠定在公民具備充分認知,而要有充分認知,必須靠事實報導,而非靠蒙昧的政黨惡鬥。

超過四十年的記者與總編輯生涯當中,有幸能夠對著強權偶爾說真話。先父法蘭克說得有道理:新聞業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志業。本書即是這趟任務的見證,如今任務將交付給下一代。

權貴與壞蛋——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世工作筆記

(本文摘自萊奧納.巴伯著《權貴與壞蛋——金融時報總編輯的亂世工作筆記》,商周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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