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的人 贏家還是輸家?

當千禧世代向我講述他們與休閒的關係時,我反覆聽到這樣一個詞:它是破碎的。從歷史角度來看,休閒是「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時間,也就是一天中不用於工作或休息的八個小時。

人們培養自己的愛好,從漫無目的地散步到建造飛機模型都算在內。重要的是,這樣做不是為了讓自己成為更理想的對象,不是為了宣示自己的社會地位,也不是為了順便賺點外快。而是為了快樂。這也是為什麼刻版印象中最自我的千禧世代,卻忘記了單純為了個人樂趣而做事情是什麼樣子的事實顯得如此諷刺。

我們的休閒很少讓人感覺到恢復精力、或自我引導,甚至是有樂趣。和朋友出去玩?疲於協調。約會嗎?網上的苦差事。晚餐聚會?有太多工作了。我不清楚我把週六上午的時間用在長跑上,是因為我喜歡長跑,還是因為這是一種富有成效的身體訓練方式。我閱讀小說是因為我喜歡閱讀小說,還是喜歡說我讀過小說了?這些現象並不新穎,但它們有助於解釋千禧世代倦怠的普遍存在。當你的「休息時間」感覺就像工作時,你就很難從勞動的日子中恢復過來。

兩百年前,正式的休閒起源於貴族。你上大學不是因為你的履歷上需要一個好學位,而是因為你想加入神職人員的行列,或者單純喜歡讀書,而你其他時候還能做些什麼呢?也許去散步、拜訪朋友、或者學一門樂器、或者打牌、或者刺繡。但是這些事情都不是為了賺錢而做的。你擁有足夠的錢,每個人都知道,因為你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休閒上。

大多數的非貴族只有最短暫的休閒時間:參加宗教儀式、節日和收穫慶祝活動。不論是在農場或是在廚房,工作的節奏就是生活的節奏。直到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及工人大規模進入城市和工廠之後,第一批勞動改革者才呼籲建立一週五個工作日的慣例。休閒在許多重要方面被「民主化」,尤其是對於那些城市中的人們,他們湧向了一堆突然冒出為他們服務的所謂廉價娛樂(遊樂園、電影院、舞廳)。

一九二六年,機械化和自動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由此帶來的生產力提高)意味著亨利.福特(Henry Ford)可以宣布每週工作五天。一九三○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預測,他的孫子們每週只需工作十五個小時。改革者們認為如果各階級都有充裕的閒暇時間,社會將會蓬勃發展,民主參與度將會提高,社會凝聚力、家庭聯繫、慈善事業和志願工作也會提升。人們將有時間和空間來參與思想討論和尋求新的思想;在朋友和家庭中享受快樂;嘗試新的技能,僅僅因為它們能讓我們快樂。這些東西曾經在一段時間內是富人,或者至少是有錢人的特權。但是,從理論上講,不久之後所有人都可以獲得。

如今,這種願景聽起來是一個烏托邦,或者至少是一種幻想。在《空閒時間:被遺忘的美國夢》(Free Time:The Forgotten American Dream)一書中,班傑明.亨尼庫特(Benjamin Hunnicutt)指出,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工會開始成功地宣導減少工作時間,公共和私人社會開始大規模擴展休閒基礎設施。他們建造了營地和度假勝地;他們創辦了社區體育聯盟,並積極投入「充滿活力的公園和娛樂運動」,包括開發了我們今天所享受的數千個公共公園空間。這些空間的建設並不是為了讓我們可以坐在裡面,一邊低頭吃著Pret-A-Manger 的三明治,一邊用手機回覆電子郵件,而是期望給大眾提供閒暇活動的場所。

但是,在通往每週工作十五小時的道路上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起初,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預期的工作時間確實減少了。但是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它們又再度上升。部分原因是典型的美國資本主義。如果你能在更短的時間內做出一百個器件,並不代表每個人都應該減少工作。相反地,他們應該工作同樣的時數以做出更多的器件。不過其中一部分原因,也與使用不同類型的器件去從事不同類型的工作(知識型工作)的興起有關。

知識型工作者有「成果」和「產品」,但是與工廠的產品不同,它們很難衡量。因此,這些受雇者的工資是按整年而非小時計算。在大壓縮時期,大多數受薪工作者仍然每週工作四十小時,但沒有上班或下班需打卡的硬性規定,而且,根據你的合約,公司會合法支付加班費。

你可以假設,大多數受薪工作者每週工時永遠不會超過四十小時,甚至可能直接濫用這四十小時中的一部分。而且,至少在二十世紀的部分時間裡,情況真的是如此:想想那些傳說中的酩酊午餐、廣告狂人(Mad Men)風格的辦公室酒類推車以及沙發小憩。畢竟,這些受薪工作者中絕大多數都是男性,而且都有秘書來做他們最基本的工作內容以外的一切雜事。

直到一九七○年代,無論是在工廠還是在辦公室,中產階級男性在工作之餘仍然可以享受幾個小時的閒暇時間。但隨著經濟開始不景氣,花在工作上的時間也不斷增加。隨著整個業務部門的大規模精簡和裁員,每位工作者都必須向其主管還有被派來識別冗餘和低效率的企業顧問證明自己的價值。而要表明你比坐在你旁邊的人更努力工作、對公司更重要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延長工作時間。與此同時,計時工的報酬也無法再跟上通貨膨脹的速度,許多計時員工吵著要加班費(或第二份工作),以求能和從前一樣支付家庭支出。

公司降低支出最簡單的方法之一就是大幅刪減福利。但刪減福利會影響公司的士氣。因此,公司只好僱用更少的人從而減少福利的支出,然後期望員工做更多的工作。

即使實際生產力年復一年地持續提高,公司仍繼續減少有薪假。這種態度在今天聽來應該是很熟悉,在就業市場緊縮的情況下,工作者們除了同意增加的工作時間和要求外,別無選擇。

茱麗葉.B.肖爾(Juliet B. Schor)在其指標性著作《過勞的美國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中,發現了在一九九○年該書出版的當時,一種幾乎令人感到憤慨的情況。自一九七○年以來,美國人的工作量逐年穩步增長,而平均休閒時間卻急劇減少:降到每週僅有十六.五小時。

肖爾並不是第一個敲響警鐘的人:一九八八年,《紐約時報》試圖解釋「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覺得他們從來就沒有任何時間」;《時代》雜誌在隔年發表了一篇封面故事,宣稱「美國人已經沒有時間了」。大約在這時期,工作狂成為一種廣泛的文化焦慮,這並非巧合,十多年來被視為辛勤工作的狀態突然間因為它的不尋常而獲得賞識。

但就是這種不尋常撫養我們長大,千禧世代在父母身上觀察到這種情況,雖然它不被稱作工作狂,而我們也在整個求學的過程中將這種態度內化。當然,沒有人喜歡總是在工作。但這似乎沒有使它有減少的必要。如今,最先在戰後嬰兒潮世代被診斷出的工作狂已經變成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我們甚至不再認為這是一種病態。無論你每週的受薪工作工時為六十小時,還是在沃爾瑪工作三十七小時外加開優步十三小時皆是如此。

還有無數其他的方式讓工作盡可能地滲入我們的休閒時間中。當今的工作危機似乎總是需要立即予以關注,即使你可以等到隔天早上再來處理,危機本身或其所帶來的影響也不會有所改變。工作的持續全球化意味著你可能在柏林的下午三點,或是在波特蘭的早上六點需要參加視訊會議。一位經理在白天忙得焦頭爛額,無法回覆完她的電子郵件,於是晚上十點在床上繼續處理。她的回覆迫使她所管理的每個人都覺得他們也必須在晚上十點十五分的時候回覆。

有些辦公室文化要求自我犧牲的假性出席,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的人就是「贏家」。但對於我所認識的大多數千禧世代來說,唯一「強迫」他們長時間工作的人就是他們自己。不是因為我們是被虐狂,而是因為我們已經內化了要在工作中保持傑出的唯一辦法就是一直工作這樣的想法。這種態度的問題在於,一直工作並不代表一直在生產,但它還是創造出一種自我滿足的虛構「生產力」。

這種對生產力的無休止驅動力並非是自然的人類力量,而且至少就目前的形式看來,這是一種相對較新的現象。在《適得其反:知識經濟中的時間管理》(Counterproductive: TimeManagemen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一書中,英特爾工程師梅莉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研究了「生產力」熱潮的歷史,她將這股熱潮追溯到一九七○年代,隨後在一九九○年代和現今出現了高峰。格雷格將每一波生產力管理指南、自助書籍以及當今的應用程式與因人力精簡以及人們認為需要證明自己比同儕更有生產力(因而在理論上來說更具價值)而感到焦慮的時期相連結。在當前經濟不穩定的大環境下,創造和維持秩序感的唯一方法,就是堅守生產力的準則,不管是透過將你的電子郵件收信箱清除為零,還是完全忽略它。

各種有利可圖的業務開始出現,以促進最高的生產力,服務了那些急切地想把更多的工作塞進自己的一天,以及那些工作量大到讓他們覺得自己快被最基本的成人職責所淹死的人們。

集體倦怠:沒有熱情、沒有夢想、沒有未來,這就是千禧世代生活的殘酷世界

(本文摘自安妮.海倫.彼得森著《集體倦怠:沒有熱情、沒有夢想、沒有未來,這就是千禧世代生活的殘酷世界》,高寶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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