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資本主義 股東價值不再是企業唯一職責

今天,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我們根深柢固地相信,企業唯一的職責就是創造最大「股東價值」。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或許是推廣這個觀念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曾說:「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善用資源做提高利潤的事。」從這個觀點出發,不難看出為何有人認為關注長遠目標或公眾利益不僅不道德,可能還不合法,甚至是行不通。無庸置疑,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是無情的,衡諸當前情勢,我們對股東價值極大化的執著極為危險。不只對社會和地球造成傷害,也對企業的健全構成威脅。

自2015年12月《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以來,全球化石燃料公司花了超過10億美元進行遊說,反對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用遊說來支持放任地球升溫的做法,短期內或許能創造最大股東價值,但從長遠來看這真的好嗎?如果真的一心只在乎利潤極大化,那麼企業不但要哄抬藥品價格,還要把海裡的魚撈光、放任氣候失控、抵制任何足以增加勞動成本的措施(包括對教育和衛生的支出),還有我最喜歡講的—操縱政治的走向。

商業世界的思維並非一向如此,我們對股東價值的執迷是相當晚近的事。哈佛商學院第一任院長艾德溫.蓋伊(Edwin Gay)曾經說,該學院的宗旨是培養出「用正當手段賺取合理利潤」的領導者。直到1981年,商業圓桌會議還發布過一則聲明,當中提到:「企業與社會是共生關係,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對社會是否負責決定了它能不能長久生存,擁有既賺錢又負責任的企業,才有健全的社會。」

立意良好的主張

經理人的唯一職責是創造最大股東價值這種信念,是二戰後經濟思潮轉變的產物,由傅利曼等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者率先提出,許多論點非常技術性,但背後的觀點其實很好懂。

然而,這些觀點是特定時空背景下、以特定制度為前提的產物,放到當今的現實中,就出現了危險的錯誤解讀。傅利曼的主張要到1970年代初才真正流行起來,當時發生第一次石油禁運危機,引發了十年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和激烈的全球競爭,美國經濟承受了巨大壓力。在這種背景下,告訴經理人他們唯一的職責就是全心全意在股東報酬上,認為這種完全釋放市場能量的做法,可以把經濟成長和個人自由都提升到最高,也是順理成章的想法。

這些芝加哥經濟學者把暗淡的經濟表現歸咎於一個現象:很多經理人把對投資人的責任放一旁,將自己的利益擺中間。他們建議的解決方法,是讓高階主管的薪酬和股東價值掛鉤,這個建議大受投資人的歡迎。經理人被告知,追求最高利潤是他們的道德義務(確切來說,做任何其他事情都是不道德的);執行長的薪酬開始和公司的股票價值緊密相關。於是,GDP像火箭般一飛沖天,跟著起飛的還有股東價值和執行長的薪酬 。

然而在這種成長的同時,環境成本基本上是隱而不見的:大氣中瀰漫著上兆噸的溫室氣體,海洋成了毒湯,地球自然環境被破壞殆盡。隨著一些開發中經濟體(尤其中國)開始追上西方的所得水平,全球性的貧富差距現象已經減輕,但在已開發國家內部,所得不均的情況卻嚴重惡化。過去二十年來生產力增長所收穫的果實,絕大部分都落入所得最高那10%的人的口袋,這種情況在美國和英國尤其明顯。社會底層的實際所得陷入停滯,因而掀起的民粹主義浪潮,正在威脅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經濟發展。究竟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

簡單說,市場需要有大人看管。只有真正開放、公平的市場,才能帶來繁榮和自由,而過去這七十年來,世界已經變得讓人幾乎認不出來。全球資本主義愈來愈不像教科書裡的自由公平市場的原型,那個被拿來做為以利潤極大化為唯一目標立論基礎的原型。自由市場只有在價格如實反映全部現有訊息、所有人享有真正的機會自由、遊戲規則真正鼓勵競爭的時候,才能發揮神奇的力量。當前的世界,產品價格常常脫離現實,機會自由愈來愈局限在有背景的人身上,企業為了提高利潤改寫遊戲規則,使市場遭到扭曲。企業如果可以把有毒廢棄物倒入河中,可以左右政治決策,可以聯手操縱價格,自由市場不但不能增進總體財富和個人自由,反而會摧毀企業本身所倚仗的制度。

重新想像資本主義:全面實踐ESG,打造永續新商模

(本文摘自瑞貝卡.韓德森著《重新想像資本主義:全面實踐ESG,打造永續新商模》,天下雜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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