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睿哲看台灣經濟 每個產業都要持續創新

台灣的經濟讓人想起了古希臘戲劇所使用的喜劇和悲劇的面具。一般而言,微笑是有理由的。台灣公司經營的是一些有利可圖的產業,有著可觀的全球市占率。像是WEF的競爭力指數等排名評估,都給了台灣很高的名次。台灣的市場基本面良好,創業精神強健。台灣人都受到良好教育。台灣的生活水準比較低,使得新台幣可以花得比港幣更久。台灣擁有愉快的居住環境。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令人皺眉的理由。國內成長、投資、薪資和出生率都一蹶不振或持平。二○一九冠狀病毒大流行導致供應鏈中斷和全球需求衰退,使得台灣的成長緩。二○二○年五月,政府把二○二○年的國內生產毛額預估成長率調降至一.六七%,相比三個月前預測的二.三七%,可說是大幅滑落。儘管WEF的高排名,以及一些公司展現了足以面對競爭的能力,但是台灣也讓人感沉湎於既有成就,無法開拓至策略性的新領域。台灣無能創造出足以與其世界級的硬體製造業並駕齊驅的軟體產業,大概是最嚴重的錯失良機。與此同時,台灣經濟在成長的表現要比其分配來得出色,只見所得、財富和取得住宅的不公情況日益惡化。許多訓練有素的年輕人無法發揮才能,進而導致許多人選擇到中國和其他地方求職。至於留在台灣的人,他們忍受著比上一輩來得低的生活水準,而這是有問題的,不只是使得經濟出現低迷的國內需求,也造成政治系統失去了合法性。

我們有理由說台灣擁有的是一種雙重經濟。一方面,台灣的IT產業占了總體經濟的一半和三五%的出口,而這個產業具有傲人的生產力,並且支付相對較高的薪資。這個產業也受益於台灣所參與的《資訊科技協定》。除了IT產業,還有其他特定先進製造的優異公司,生產出如專業自行車等產品,以及已經建立起強勢品牌的企業,如統一企業集團和鼎泰豐餐飲連鎖企業。另一方面則是台灣經濟的其他部分,承受著成長和薪資都停滯不前的窘境,而且產品要出口的公司必須要應對台灣被排除在區域貿易自由化,以及缺少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狀況。國發會評估了不同產業的勞動生產力指數的變化。二○○八年至二○一八年間,IT產品的指數增等產業的指數就顯著下滑。台北市美國商會注意到了這個差距,進而呼籲要廣泛而持續的創新,不只是綠色能源、生物醫學和人工智慧等尖端產業,還有傳統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也包含政府服務在內。

就連IT產業也會在未來遇到阻力。在針對台灣未來經濟創新的一份重要研究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副會長方艾文(Evan Feigenbaum)指出五項「嚴峻挑戰」。第一項挑戰是急需確保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的強大人才庫。第二項挑戰是,鑑於台灣的經濟規模相對較小,因而要克服限制以增加創新產品。第三就是台灣IT產業的創新生態系統需要轉型,從強調硬體轉變成能夠激勵軟體發展和軟硬體整合的生態系統。第四,需要增加附加價值的是台灣自身的技術供應鏈,而不是中國或其他市場的供應鏈。第五則是政府需要修改科技和教育政策,以便強化競爭力。

台灣在國際經濟體系的邊緣化,使得這些內部問題更形惡化,而這些問題會受到台灣身處的發展階段所影響。如果是因為來自中國的壓力,台灣政府無法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或與其他國家或區域群體簽訂市場自由化的協議,那台灣公司在與其他國家的公司競爭時,就得承受固有的劣勢。這些公司可以選擇為了規避關稅壁壘而遷移生產業務,但是那麼一來就會減少雇用台灣員工。台灣唯一倖免於邊緣化的產業就是IT產業。

雖然關稅與非關稅壁壘保護了部分的台灣經濟(特別是農業),但是台灣與貿易夥伴進行經濟自由化之所以會綁手綁腳,中國其實是罪魁禍首。中國外交人員的主張極可能會是,與台灣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就是違背一中原則,而那歸根結柢還是稱號的問題。馬政府與新加坡和紐西蘭進行自由貿易協定協商時,願意使用沒有宣誓國家地位意味的用詞。說穿了,誰擁有話語權才是真正的問題。即使是在馬英九主政時期,北京當局想要營造的是,台北當局尋求了中國准許才進行這些協議的印象。此外,限制台灣進入其他市場,相對而言,也會大幅鼓勵台灣公司為了獲利而更加依賴中國的情形。北京當局的想法就是要讓台灣在經濟上更仰賴中國大陸,以便深化北京當局所倡議的「兩岸融合發展」進程。

中國所構成的巨大挑戰並不只是在國際上蓄意阻撓台灣。在WEF的競爭力排名和評分方面,中國只比台灣排名低了十五名和少了六分。台灣公司之所以保有競爭力,部分原因是在技術方面領先了中國同業。然而,中國的技術方面正在迎頭趕上。中國公司長久以來就希望能夠提升技術層級,甚至進而取代台灣公司在相關供應鏈所享有的地位。中國政府所傳達的整體期望是,增加國內公司對國內生產的貢獻。這就是所謂的《中國製造2025》,而這個政策引起了台灣公司憂心自己會被迫退出這個市場。但是陸委會在二○一九年二月表示:「惟因『中國製造2025』已引起國際警戒,經濟成長下滑亦影響對我企業吸引力,其吸納台灣經濟實力的意圖實難達成。」

這麼多的內外束縛,迫使台灣陷於複雜的困境,而台灣相互衝突的優先事務意味的是,一個問題可能或渴望的解決之道,使其他問題更加難以解決,因而讓人不得不思索一些相關的問題:

  • 儘管有著既存的束縛,但還可以做些什麼來提高欲振乏力的經濟成長,尤其是約有一半的TEDS受訪者都表示經濟發展是政府應當處理的首要問題?
  • 台灣的政策制定者能否改善經濟利益分配的情形,讓台灣的年輕人能夠達到父執輩所享有的生活水準?
  • 如果提高出生率是重要的,這就需要擴大兒童保育、擁有宜居環境,以及給予年輕人更高的薪資,只是,隨之增加的政府支出是否會破壞成長前景,並且鼓勵民眾逃稅?
  • 如果無法避免與中國進行某種更大程度的經濟整合,那政治兩極分化的台灣能否將經濟與政治分離而避免統一呢?如果重啟ECFA的協商程序,完成服務業和貨物方面的貿易協定,是有其政策上的道理,台灣政府又該如何穩固簽署和使之正式生效的政治支持?
  • 如果中國在考量自由化措施前,就為民進黨政府設定了先決政治條件,而台灣的未來成長需要仰賴這些措施的制定,民進黨政府到底是應該為了保障台灣成長而犧牲已經堅持這麼久的立場,還是應該為了維護政黨團結而犧牲台灣的成長和選舉機會?
  • 同樣的情況下,民進黨政府是否有意願接受中國的先決政治條件,以獲得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協定,進而加入RCEP?
  • 如果台灣必須開放本身的經濟,讓台灣的產品和服務能夠在其他市場獲得更好的待遇,對於因此而遭殃的國內團體,尤其是自由化的代價立即可見,但是從台灣經濟結構調整的利益卻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鞏固,應該要有什麼補償的方法呢?

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思。台灣要脫離這種困境並非易事。馬政府和蔡政府皆採取了不同的手段來處理這些相互衝突的問題。馬英九總統是把重點放在改善和自由化兩岸的經濟關係,但是計畫才進行一半,他就失去了至少是那些支持太陽花運動的人的政治支持,而喪失推動的力量。在中國的束縛之下,蔡英文總統則是強調國內自立和拓展其他重要貿易夥伴的關係,但是成效有限。而不論是在馬英九主政的兩段時期,或者是蔡英文的第一任期,他們倆人都無法縮小台灣的雙重經濟之間的差距。而這將會是蔡英文總統在第二任期的第一優先事務。

( 蘇起:卜睿哲新書 台灣研究的翹楚之作卜睿哲:台灣做得到國家安全、人民有錢嗎? )

《艱難的抉擇: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天下文化提供

(本文摘自卜睿哲著《艱難的抉擇: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的追求》,天下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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