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將是華語樂壇的國際超級巨星?

部分美國音樂圈高層認為「中國是音樂的未來國度,而且將永遠如此」,但未來可能比許多人料想的更早來臨。

國際唱片業協會的資料顯示,2012年到2017年,中國的音樂銷量成長速度在全球排第二名,僅次於阿根廷。華語人口超過其他語 言。根據超級巨星模式的預測,中國市場已經成熟到能有超級巨星誕生,遲早有一天會推出自己的本土明星,進而主宰亞洲乃至其他地區的音樂市場。即使中國仍然是音樂相對落後的國家,但中國的音樂產業反映經濟學的幾項要點,也是中國經濟的縮影。我在本書中強調的7大經濟學要點(供需與其他相關要素、超級巨星的條件、運氣的力量、互補性、差別訂價、成本病與神奇的音樂財富)都可以在中國音樂市場中找到印證。

為了第一手認識中國音樂市場,我在2018年3月前往中國,採訪了10多位現場表演與唱片產業的高層主管,還有部分音樂人。如果說美國的音樂產業不夠透明,那中國的音樂產業就是絕對不透明。2008年到2016年擔任安舒茲集團中國區總裁兼執行長的約翰.卡波(John Cappo),以中國成語「渾水摸魚」形容中國音樂產業。商業相關事宜往往被掩蓋在層層黑箱交易之中,因為有權勢的一方能夠從中分得更大一杯羹。

中國的音樂產業資料嚴重匱乏,商業行為通常晦暗不明、遭到壟斷又詐騙頻傳。中國政府也監控著音樂產業、審查部分音樂、嚴格控管演唱會的舉辦。然而,這種情況正在改變,轉而更加商業化。

也許最能說明中國音樂市場亂象的故事,就是王菲於2016年在上海舉辦的一系列新年演唱會了。歌手王菲出生於北京,在1987年移居英國統治的香港,當時年僅18歲。她在1990年代初期以唱粵語流行歌曲而走紅,但從1990年代末期開始,改成主要以華話演唱。她還是一位電影明星和電視演員。

天后王菲可說是中國的瑪丹娜。在連續6年沒開演唱會後,她承諾於2016年12 月29日、30日在上海梅賽德斯賓士文化中心舉辦兩場演唱會。接下來的細節就渾沌不明了。由於她顯然已決定至少5年內不會在中國開演唱會,因此更加拉抬了聽眾對她演唱會的需求。據報導,王菲每場的演出費用,都由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自掏腰包付1,600萬美元。第一場演出據說僅限馬雲親友參加,第二場則開放一般民眾入場。12月30日那場演唱會票價介於260美元到1,100美元之間。

但問題來了:據說全場8,000多個座位中,只有800個座位是公開售票,而且真實的數字可能更低。絕大多數的門票都是透過票務公司和黃牛賣出去的,票價最高可達85,000美元!巨額門票收入最後流向哪裡?門票分配工作由誰負責?又有多少 人真正看到演唱會?一切都撲朔迷離。

貴到令人咋舌的票價,加上可供民眾購買的票數少之又少,讓中國政府臉都丟光了,於是下令對此事展開調查,還禁止該場館一段時間內舉辦任何演出。當事人都對這件事的發生經過避而不談。但這麼多死忠粉絲願意又拿得出數萬美元,只 為了一睹這位47歲天后的演唱,說明了中國現在貧富差距的現象非常嚴重(中國第一富豪馬雲堪稱王菲頭號粉絲,還在自己製作的電影中跟天后共唱一首)。

在中國的音樂人跟美國一樣,大部分所得來自現場表演。在中國的音樂消費市場中,現場表演占了60%以上,高於台灣、日本、韓國和澳洲等國家。不妨把中國的現場表演市場,想像成舊金山傳奇承辦商比爾格雷姆演藝公司的加強版。

一般標準流程是先由場館與承辦商簽訂演唱會合約,再由承辦商發行門票,但這就是渾水摸魚的開始。儘管中國人早習慣用智慧型手機的微信和支付寶來取代現金支付,但售票市場仍然依賴老派的紙製門票。如此過時的技術讓門票可以重製、 轉售、分送給親朋好友,根本無法追蹤流向。門票的發行並不透過傳統通路,像是售票窗口或 Ticketmaster,反而是仰賴結構嚴密複雜的黃牛市場,主要是用現金進行線下運作。

安舒茲集團中國區總裁兼執行長卡波回想起2009年剛開始在中國宣傳演唱會時,黃牛市場是由地方幫派經營,他們會為了爭奪地盤鬥毆。他還說,每當幫派解決糾紛後,還會撥款把受害者送到醫院治療。幸好,現在黃牛市場的暴力事件減少許多。另一個怪現象是公安局(即警察)會要求配票,比例約座位數一到兩成。公安有時會把同一張門票複印兩、三張,方便轉售或送給親朋好友,造成的問題顯而易見:可能會有兩、三個人拿著相同座位的門票來看演出。承辦商必須預留部分座位來接待公安,有時還包括他們帶來的客人。

政府在審核演唱會時也是毫不留情。表演每個環節,舉凡歌詞、影片、服裝和舞步等,都必須事先獲得當局許可。此舉不但扼殺藝人的即興創意,也導致官僚作風的繁文縟節。

藝人也可能因為對政治敏感議題表態,或冒犯中國人情感而被禁演。戈梅茲、魔力紅、邦喬飛等藝人就因為跟達賴喇嘛 接觸而被封殺;碧玉在上海演唱會上高喊「解放西藏」後被封殺;曾在中國演出過的佩芮因為不小心秀出歌迷遞給她的台 灣國旗而被封殺;2017年,北京市文化局以小賈斯汀的「行為不良」為由,拒絕他到中國巡演。

中國政府禁止演唱會有最低入場票價,嚴格限制演唱會坐在地板上的人數,現場觀眾更不得站在走道上或起身跳舞。2018年9月13日,上海會議中心舉辦的杜娃.黎波(Dua Lipa)演唱會上,部分粉絲因為又跳舞又揮彩虹旗而被保安強行帶離現場。

雖然確切數字不詳,但幾位觀察家告訴我,在中國人氣最高的藝人,是來自台灣和香港。五月天和周杰倫是台灣當紅藝人,而張學友和陳奕迅則是香港人氣歌手。南韓男子團體先前也很受歡迎(雖然他們經常在現場表演時對嘴唱),中國許多少女還會背韓語歌詞。但由於政治因素,韓流(K-pop)在2016年遭禁,電子舞曲則在經歷著興衰的循環周期。

安舒茲集團中國區總裁兼執行長卡波估計,來自中國、香港與台灣的演唱會比例目前高達90%左右,過去演唱會有10%到15%是歐美藝人,另有10%到15%是南韓與日本藝人。

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外封閉,因此人民那時對音樂的記憶都一片空白。很多人沒有聽說過披頭四樂團。當你提到大衛.鮑伊、尼爾.戴蒙或比利.喬等歐美藝人,中國人只會一臉茫然。艾爾頓.強之所以人氣不墜,只是因為《獅子王》這部電影。不過,曾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推動了中國人對歐美音樂的興趣和需求。

2010 年,艾瑞克.迪方坦那(Eric de Fontenay)從美國來到中國,擔任二手玫瑰等中國搖滾樂團的經紀人,並將歐美獨立樂團引介到中國演出。迪方坦那看好中國的音樂市場。他估計,在自己來中國後,受政府嚴格控制的票價已經上漲了30%到50%。「新場館數量明顯增加,過去幾年來尤其如此,一線、二線、甚至三線、四線城市都蓋了全新表演場館。」他還說,現有場館也擴大了觀眾容量。

在王菲演唱會造成的混亂後,由於長期以來供不應求,場館紛紛提高了收費標準。此外,政府放寬了對場館收費的限制,因為很多承辦商都處於稅務問題調查中,沒有多少本錢可以和場館方面討價還價。而自從2016年5月阿里巴巴收購大麥 售票網之後,售票變得更加專業,票源也可以追溯。

愈來愈多的歐美頂尖藝人到亞洲巡演時,會把中國當成其中一站。金屬製品和滾石樂團曾兩度在中國巡演。2015年,泰勒絲把「1989 年世界巡迴演唱會」帶到中國。雖然選擇1989年與中國無關,因為泰勒絲剛好在那年出生,但中國政府禁賣泰勒絲的周邊商品,因為會讓人聯想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另外,泰勒絲部分商品上印有她的名字縮寫T.S.,也恰好是天安門廣場的縮寫。儘管如此,盜版的T.S.商品還是在場館外廣為流傳。山姆.史密斯、瑪麗亞.凱莉、粉紅馬丁尼樂團(Pink Martini)和CP查理都安排了在中國的表演計畫。歐美藝人愈來愈把中國視為一個獲利中心。

對金屬製品這樣的樂團來說,在中國的票價(就可衡量的範圍來看)至少跟在美國一樣高。高票價的部分原因是人員和設備搬到中國的昂貴運費,藝人必須因為額外成本獲得補償。

安舒茲集團中國區總裁兼執行長卡波指出了超級巨星模式另一面向,反映出中國市場已經成熟,足以支撐超級巨星歌手演出:過去舉辦演唱會狀況不斷,而現在則更趨標準化也更加專業。以往藝人巡迴演唱會成本高、負擔重,即使在大城市也是如此。粉絲的體驗也差強人意:場館內的溫度往往太高或太低;廁所可能無法使用,或根本沒有;飲食販售攤位可能空空如也;監工鬆散,加上缺乏吊索或承重屋頂,搭建舞台可能需要5到6天。如今,場館的管理已經大幅改善。卡波說:「現在中國的基礎設施已經完備,可以舉辦更大型的演唱會,帶給粉絲和藝人更好的體驗。上海的梅賽德斯賓士文化中心、北京的五棵松體育館(現在叫凱迪拉克中心)都是世界級場館,可以媲美洛杉磯的史泰博中心。」

中國市場也愈加鞏固與商業化。張學友以前在中國大陸巡演時,需要找10多個承辦商負責每個市場。現在情況已經截然不同。由相同承辦商籌辦多城市巡演已經十分普遍,理想國和安舒茲都在中國開展業務。創新精英文化經紀公司(Creative Artists Agency)跟其他公司合資成立的華人文化演藝公 (CMC Live Entertainment)力圖打造全國音樂集團,囊括中國和整個亞洲內演出的橫向壟斷,以及開發和管理人才的縱向壟斷。2018年,華人文化演藝公司負責在大小城市宣傳張學友和五月天的巡演,同時規劃了其他數百場的演出。卡波的重心已經從跟造訪中國的美國藝人合作,轉向製作和管理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巡演的中國藝人。他計畫將籌畫的演唱會帶到拉斯維加斯與加拿大。然而,即使是在人口達 1,500萬或2,000萬的城市,也鮮少有中國藝人可以賣出足夠門票讓場館坐滿觀眾。或許只有張學友和王菲,有辦法連續兩、三個晚上讓粉絲擠爆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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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亞倫.克魯格著《搖滾經濟學:解開超級巨星與暢銷商品推手的7大祕訣, 既酷又殘酷的全新成功法則讓你成為最厲害的1%》,天下雜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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