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工具對經濟成長有多大貢獻?零

對快速發展和應用的「金融工程」,我不能說自己是專家,甚至連熟悉也談不上。二十多年前,在義大利科莫湖(Lake Como)千泉宮(Villa d’Este)舉行的高層商業會議上,一位年輕的倫敦投資銀行家的熱情演講,讓我和其他同輩的人深受震撼。他在結論時提出強烈警告:對新的金融工具,既沒有充分認識,也沒有能力使用的企業,尤其是金融業,將來只有失敗一途。

當時我旁邊坐著的是,一九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他的「夏普比率」已經是被廣泛接受的基金績效風險調整後報酬率的衡量指標。我用手肘輕輕撞了他一下,問他若用國民生產毛額來衡量,這種新的金融工程對經濟成長會有多大貢獻?

「零。」他低聲回答我。

這答案完全出乎我的預料。

「那麼,它有什麼作用?」我再問。

「它只是將經濟租(Economic rents)在金融體系內移來移去。除此之外,它還很有趣。」

之後在我們用餐時,他提到也許可以通過一些方法來利用金融工程,以提高經濟福利,不過,我覺得自己已經抓他的重點了。

金融工程中的一個分支很快就一飛沖天。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的設計初衷,是為了讓銀行能有效率地把放貸出去的錢買個保險,但現在卻變成一種常見的交易工具。可交易衍生性商品的出現,推動了所謂的「貸款證券化」,包括將不同公司、高風險的「次級」貸款組合成商品,再依風險程度細分後出售給投資者。只有少數有智慧的人或「守舊的老古板」,才敢質疑這一類的金融商品。二○○二年,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就曾在寫給股東的信中表示,衍生性商品是「大規模的毀滅性金融武器。它的危險性,雖然現在還很難看出來,卻可能致命。」

一開始,我只是個旁觀者,不確定自己真的弄懂了所有的陷阱。由經驗豐富的政策制定者和商界領袖組成的G30(國際經濟和貨幣事務協商小組)成立於一九七八年,我在接任主席之後面臨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我在前面章節提過,G30研究小組遞交了一份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長篇報告草稿給我,反映出重要銀行和其顧問群對衍生性金融商品的積極參與及觀點。報告中對風險管理出現新工具和其正面潛力感到興奮,但同時提醒大家它的潛在危險性,以及它所需要的強力內部控制和充足的資本。

G30研究小組交給我的報告,無論是簡介或整篇文章,都抱持了超級正面的樂觀態度。我們正進入一個全新的金融時代。新科技可將信用切割成塊,讓風險因素有效轉移到那些最有能力、最願意承擔風險的人身上。然而,我不免覺得這些話看似新鮮,卻似曾相識。

我堅持調整用字,將報告改得中性一點,讓高昂的情緒調降下來。但對有些人來說,還是太輕易就陷入了金融工程的魔法可以驅散風險的幻覺之中。相反的,事實是大大小小的金融機構正將我們引到危機四伏的路上,它們所忽視的風險,確實從它們視線中消失了,但很快就以另一種形態出現。將「經濟租」移來移去的最終成本,龐大到令人難以想像。

*經濟租是指非勞動所得,例如人口密度增加時,土地價格的上漲。

主席先生:聯準會前主席保羅‧伏克爾回憶錄

(本文摘自保羅・伏克爾、克莉斯汀・哈珀著《主席先生:聯準會前主席保羅‧伏克爾回憶錄》,早安財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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