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態的短視當道 政治人物滿腦子想著下一場選戰

短期思維的危害,不僅限於公共政策領域,現在已讓人類處於危機爆發點。

我們都繼承來自過去的禮物,祖先留下豐富的遺產:先人於一萬年前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播下首顆種子,且清出空地,建造水路,建立我們今日居住的城市,還探索科學、爭取政治權利,並創作流傳至今的偉大藝術。我們鮮少思考祖先如何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多數先人的名字都被遺忘在歷史洪流中,但有少數得以流芳百世,其中一位就是醫學專家喬納斯.沙克(Jonas Salk)。

一九五五年,經過近十年辛苦實驗後,沙克及其團隊終於研製出人類史上首支有效又安全的小兒麻痺疫苗。這是非同小可的突破,當時全世界每年有超過五十萬人因為小兒麻痺而癱瘓或死亡。研製成功後,沙克被譽為奇蹟締造者,但他卻不在乎名氣與財富,不曾為疫苗申請專利。沙克的願景是「為人類做出貢獻」,並為未來世代留下正面的遺產,而他的願景無疑實現了。

沙克晚年時喜歡用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人生哲學:「我們是好祖先嗎?」在他看來,我們繼承來自過去的豐富遺產,也應將這些遺產留給子孫。他認為,如果要做個好祖先,並對抗生態浩劫與核武戰爭等全球危機,就必須摒棄短視近利的觀點,採取長期思維,考量自己的行為在自身壽命外將會造成何種影響。我們不能再以秒、日、月當作思考長度,而是必須拉長時間,以十年、百年、千年當作思考長度,唯有如此,才算是尊重、尊敬未來的世代。

沙克問的問題,或許是他為人類做出的最偉大貢獻。以更積極的措辭來說,就是「我們要如何成為好祖先?」我認為這是今日最重要的課題,能為人類文明的演化提供希望。要回答這個問題是一大挑戰,它啟發我撰寫本書,但同時也讓我在寫作過程中苦苦掙扎。這個問題呼籲我們思考,未來世代將如何評價我們,而我們留給後代的遺產,究竟會造福他們或是成為禍害?聖經教導我們要做個好撒馬利亞人(Good Samaritan),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光是做個好撒馬利亞人還不夠,我們必須做個好祖先。

未來已遭到殖民

要做個好祖先並非易事,能否達成這個目標,取決於這場全球規模的人類思維鬥爭,也就是短期思維與長期思維之間的鬥爭。

此時此刻,哪一方占優勢顯而易見:在這個時代,病態的短視當道。政治人物滿腦子想著下一場選戰、最新的民調、最近的推特(Twitter)貼文;企業則受季度財報奴役,不斷被要求想辦法提升股東價值;市場受毫秒必爭的演算法驅動,在一波又一波的投機泡沫中炒高,然後崩潰;各國在國際會議上爭吵不休,著眼於各自的短期利益,不顧地球正在燃燒,物種正在消逝。在即時享樂文化的薰陶下,人類食用過量速食,連珠炮般地傳送訊息,不斷按下「現在購買」按鍵。人類學家瑪莉.凱瑟琳.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曾寫道:「這個時代有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我們的壽命愈來愈長,但想得卻愈來愈短。我們活在『現在』的暴政時代中。」

短期思維其實由來已久,歷史上充滿這類案例:十七世紀的日本摧毀原生林;二十世紀的華爾街投機失控,導致一九二九年股市崩潰。當然,短期思考不全然是壞事:小孩受傷了,父母可能會急忙送醫;國家發生地震或爆發疫情等危機,政府必須敏捷迅速地採取因應措施。然而,現在只要翻閱每日新聞,就會看見短期思維的負面影響。政府寧可採取急就章的辦法,將更多罪犯丟進牢裡,也不願處理犯罪背後深層的社會及經濟因素;寧可繼續補貼煤礦產業,也不願推動再生能源轉型;寧可在股市崩潰後為破產的銀行紓困,也不願整頓金融體系;也沒有投資預防性醫療、處理孩童貧窮問題、建設公共住房,諸多案例族繁不及備載。

短期思維的危害,不僅限於公共政策領域,現在已讓人類處於危機爆發點。第一個原因是所謂的「生存風險」(Existential Risk)日益增加,通常是指新科技有低機率引發衝擊重大的事件,其中名列前茅的就是人工智慧系統帶來的威脅,如不受人類創造者控制的致命自主武器。此外,基因改造產生的流行病毒也是潛在威脅,或是流氓國家在地緣政治動盪的時代中引發核武戰爭。風險學家尼克.博斯特倫(Nick Bostrom)尤其擔心分子奈米科技的影響,擔憂恐怖分子可能會取得能自我複製的細菌尺寸奈米機器人,一不小心失控,就可能毒害大氣。面對這些威脅,許多生存風險專家認為,人類有高達六分之一的機率將在本世紀末前經歷重大滅絕。

文明崩潰的風險也同樣嚴重。生態系是人類福祉和生命的泉源,但我們卻在不斷蹂躪生態系,恐將導致文明崩潰。我們不斷排放二氧化碳及汙染海洋,毀滅物種的速度已經達到「第六次生態大滅絕」的標準。在這樣的趨勢下,發生毀滅性衝擊的機率愈來愈高。在超緊密連結的世界裡,環境威脅的規模是全球性的,我們沒有其他星球可以避難。環境史學家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曾說,綜觀人類歷史,這類生態浩劫就是文明崩潰的根本肇因,而導致生態浩劫的正是人類「勇敢的短期思維」。已經有人警告過我們了。

這些挑戰迫使我們面對一個無法逃避的悖論:長期思維是當務之急,我們必須即刻採取行動。二○一八年,大衛.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在聯合國氣候會議上對世界各國元首說:「我們現正面臨全球規模的人為災難,千百年來未有的威脅,就是氣候變遷。如果不採取行動,人類文明的崩潰與自然世界的滅絕很快就會到來。」身為自然歷史學家的他還表示:「現在發生的事及接下來數年發生的事,將會對往後數千載造成深遠影響。」

這類言論應讓我們進入紅色警戒狀態,但卻經常無法清楚傳達,究竟是誰必須承受我們的短視近利,受影響的人遠遠不只是下一代或下兩代,而是出生於往後數世紀的數十億人類,數量遠遠超過今日的世界人口。

現在的我們,尤其是富裕國家的居民,必須接受這個令人不安的真相:我們已經殖民了未來,把未來當作遙遠的殖民根據地,認為上面沒有居民,可以任意傾倒生態惡化、科技風險及核廢料,並隨意搜刮掠奪。英國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殖民澳洲時,便採取無主地(Terra Nullius)的法律主張,合理化征服作為,還把澳洲原住民當成不存在,或是對土地沒有任何所有權。今日,我們社會採取的態度就是無主地的概念:未來被視為無主時間(Tempus Nullius),是無人占有也無人居住之地,猶如帝國的遙遠領地,可以隨意占據。正如澳洲原住民至今仍在對抗無主地造成的影響,未來世代也必須對抗無主時間的觀念。

悲慘的是,尚未出生的未來世代完全無法阻止我們洗劫他們的未來,他們無法像婦女參政運動人士一樣擋在國王的坐騎前,或是像民權運動人士般堵住阿拉巴馬的一座橋梁,也無法像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一樣發動食鹽進軍(Salt March),他們沒有政治權利,也沒有政治代表,無法影響選舉,也無法影響市場。未來世代是沉默的多數,但他們沒有權力,而且被我們忽視。

超越空泛概念的長期思維革命

這不是人類故事的終結,我們身處的時期可能成為歷史上的轉折點,各方力量匯聚成全球運動,讓我們擺脫現在式的癮頭,並建立長期思維的新時代。

提倡長期思維的人,包括都市設計師、氣候科學家、醫師及科技公司執行長,他們體認到狹隘的短視近利是今日諸多危機的根本肇因,導致生態系崩潰、自動化風險、大規模全球移民、貧富差距擴大,而最明顯的解方就是更多的長期思維。艾爾.高爾(Al Gore)曾說:「治理機構受到既得利益者慫恿,這些既得利益者只專注短期利益,忽略長期永續。」天文物理學家馬丁.芮斯(Martin Rees)擔心,我們「很少規劃,很少評估潛在威脅,很少衡量長期風險」,並建議我們應學習中國的長期施政規劃。曾擔任臉書(Facebook)高層的查馬.帕里哈皮提亞(Chamath Palihapitiya)坦承:「我們創造一種靠著腦內多巴胺驅動的短期回饋循環,破壞了社會的運作。」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首席經濟學家曾公開批評,資本市場與企業行為「充滿短視近利」。同時國際間也開始體認到,今日的道德思考與政策決策,必須考量未來人類的生活。過去二十五年來,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通過超過兩百五十份決議文,明白提到「未來世代」的福祉。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宣布:「跨世代團結絕非可有可無,而是公義的基本問題。」

愈來愈多人體認到長期思維的重要,把它視為文明的首要任務,這是前所未見的現象。除了諸多良言勸告外,現在也出現許多實務計畫與倡議,將這些勸告化為現實。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是一座位在北極遙遠境地的石造碉堡,任務是保存六千多個物種的一百萬顆種子至少一千年。此外,還有新的政治結構出現,如威爾斯設立未來世代權利委員(Future Generations Commissioner)一職、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則設立內閣事務與未來部(Ministry of Cabinet Affairs and the Future)。青年社運興起,二○○七年,九歲的德國男孩費利克斯.芬克貝納(Felix Finkbeiner)創辦Plant-for-the-Planet 組織,至今已在一百三十個國家種植上千萬棵樹木。藝文界也有人士響應,音樂家傑姆.費納(Jem Finer)的創作「Longplayer」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在倫敦一座燈塔內啟奏,演奏將會持續千年不重複。

長期思維日益受到重視,卻遭遇一大問題,除了科學界、藝文界,或是若干有遠見的企業及政治運動人士外,長期思維仍是邊緣概念,無論是歐洲、北美或新興經濟體皆是如此,目前長期思維無法深入現代人的思考,現代人依然受限短期思維的桎梏。

此外,長期思維的概念其實還很空洞。我在無數對話中聽到,長期思維是解決地球危機的方法,卻無人能真正解釋其具體內容。在搜尋引擎上搜尋長期思維,可能會出現近百萬筆結果,但鮮少有人能解釋意義、原理及跨越的時間,或是要採取何種行動,才能轉化為常態。高爾等公眾人物可能會支持長期思維的美德,但長期思維仍然非常抽象無形,是沒有原則或計畫的萬靈丹。長期思維的內容空洞,可以說是一種概念緊急危機(Conceptual Emergency)。

若想要為後世有所貢獻,首要任務就是填補這個空洞,本書提出六個有遠見又務實的方法,以培養長期思維。這六個方法結合在一起,便能成為重要的思維工具,對抗只專注當下的思維。

會以這六個方法為主軸,是因為深信思想是很重要的。我很認同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 Wells)的看法,他或許是最具影響力的未來思想家,威爾斯曾說:「人類歷史的本質就是思想史。」主流的思想文化形塑社會的走向,界定我們的思考範圍,決定什麼事情可能與否。的確,經濟結構、政治體制及科技也發揮重大影響,但是絕對不能低估思想的力量。有些思想的影響力非常深遠,如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的主要動機是自利;人類和大自然是分開的;男人比女人優越;上帝、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才是救贖之路,這些可稱為世界觀、思想框架、典範或思維,它們決定文明的走向。此時此刻,短期思維,也就是當下至上的思維,是一種主流思想,而且亟需抵制。

音樂家暨文化思想家布萊恩.伊諾(Brian Eno)早在一九七○年代就體認到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提出「長遠當下」(Long Now)的概念。伊諾發現,許多人沉浸於「短期當下」的思維裡,而「當下」指的是數秒、數分鐘或數日。在這種高速、短視文化的影響下,人類不在乎未來世代的處境,他們面臨環境崩潰、武器擴散等各項威脅。伊諾寫道:「我們沒有將同理心延伸到遙遠的未來。」這種現象的解方,就是將「當下」的觀念延伸到過去與未來,涵蓋數百年,甚至是數千年的時期,如此一來,我們的道德眼界也會隨之延伸。本書提出建立「長遠當下文明」的基礎,「長遠當下文明」能克服自身的殖民思維,不再以現代來奴役未來世代。

十多年來,我相關的同理心研究與著作側重於,如何在今日世界中,站在不同社會背景的人之角度,理解他們的感受和感知〔學術上稱為「認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或「觀點取替」(Perspective-taking)同理心〕,但一直以來也在面對一個更大挑戰,就是我們要如何與未來世代建立親近又同理的連結?我們不可能和未來世代見面,也無法想像他們的生活;換言之,我們不只必須同理不同空間的人,更必須同理不同時間的人,本書目的在於探索如何才能做到這件事。撰寫本書的三年間,我體認到如果要將自身的道德眼界延伸至未來,需要的不只是同理心,還有跨世代正義,以及原住民對於星球治理觀點等其他相關概念,因此本書將帶領讀者橫跨各個學術領域,從道德哲學到人類學、從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到觀念藝術與政治學。雖然本書參考各種社會、經濟及文化觀點,但分析終究受限於自身的社會地位,因此書中提到的「我們」,是指西方工業化國家中,也就是所謂「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內經濟穩定的居民。

爭取時間的拔河

二十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槍械的鬥爭;二十一世紀的世代間解放運動則是思想的鬥爭,是爭取時間的拔河(如下頁圖所示)。這場鬥爭的其中一方就是短期思維,企圖將我們推向文明崩潰的深淵,另一方則是六個培養長期思維的方法,將我們導向具有長遠視野,並為未來世代負責的文化。

圖/商周出版提供

本書第二篇將詳細討論這六個培養長期思考的方法,這些方法是過程中所需的核心認知能力,是一套基本態度、思想及理想,可劃分為三大類:想像未來的基礎是具備「深時謙遜」(Deep-Time Humility),以及為人類訂定「超我目標」(Transcendent Goal);關懷未來需要「傳承思維」(Legacy Mindset)與「世代正義」(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超越自身壽命規劃未來的能力,則來自「教堂思維」(Cathedral Thinking)與「周全預測」(Holistic Forecasting)。

單憑任一方法都不足以掀起人類思維的長期革命,但如果整合在一起,並由足夠的人與組織貫徹,這六個方法便能發揮綜效,揭開長期思維的新時代。

本書也會不斷提及短期思維的助力,這些助力雖然影響力強大,但不一定會贏得這場拔河戰爭。和普遍認知恰恰相反,長期思維可能是人類被埋沒的偉大天賦。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曾提出,人類可以快思,也可以慢想,但除此之外,可以短謀,也可以遠慮。以長時間進行思考與規劃的能力已根植於大腦,讓人類得以建立豐功偉業,包括倫敦為因應「一八五八年大惡臭」(The Great Stink of 1858)事件建設的下水道系統、法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推動新政(New Deal)時進行的公共投資,以及廢奴和女權人士為爭取權利所做的努力。本書將會談到,培養長期思維的六個方法之所以具有潛能與力量,是因為人類擁有一項祕密演化要素。

為了進入長期思維,我們進行想像的跳躍。這等跳躍要如何轉化為實際行動,改變歷史的輪廓?本書第三篇便探討這項議題,講述「時間反抗軍」的故事,這群先鋒努力對抗充斥在現代世界的短期思維,並將六個長期思考的方法付諸實行。時間反抗軍的成員,包含瑞典少女格蕾塔.童貝里(Greta Thunberg)領導的全球氣候罷課活動,以及英國的「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和美國的「孩子的信任基金會」(Our Children’s Trust)等組織,也包含從西班牙到日本的再生經濟運動,還有公民大會推動人士。

反抗軍面對的敵人非常強大,有的企圖綁架長期思維以謀求自我利益,尤其是在金融部門:高盛(Goldman Sachs)前主管蓋斯.李維(Gus Levy)曾傲氣十足地說:「我們貪婪,但我們是長期貪婪,不是短期貪婪。」此外,時間反抗軍也必須承認一項赤裸裸的現實,就是我們組織社會的若干基礎,如民族國家、代議民主、消費文化及資本主義本身,不再適合現在人類所處的時代,這些都是數世紀以前「全新世」(Holocene)的產物。全新世這段地質年代延續了一萬年,期間氣候穩定,人類文明興起。全新世期間,地球大致能吸收物質進步造成的生態衝擊、新科技帶來的代價與風險,以及人口成長產生的壓力。然而,全新世已經過去了,現在已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在這段新地質年代裡,人類建立不穩定的地球系統,並受到生態崩潰的威脅。

這就是放大版的QWERTY鍵盤問題,QWERTY鍵盤配置於一八六○年代發明,設計理念其實是將常用字母分開排放,以免機械打字機會卡住。如同QWERTY鍵盤,今日的我們也受到過往的體制拖累,這些體制是為了因應昨日的挑戰設計的。我們必定會得出這個無可避免的結論:如果要打造適合本世代與未來世代的世界,就必須徹底重新思考、重新設計社會的核心層面,如經濟的運行、政治的運作及城市的樣貌,並以新價值和新目標為其基礎,鞏固人類的長期繁榮。我們能進行這些改革的時間極少。

在對抗短期思維的拔河中,是否有個理想的時間視野?本書將長期思維的最低門檻訂為一百年,也就是目前長壽人類的壽命,讓我們超越自我生命的界線,想像那些自己能影響卻無法參與的未來。一百年遠遠超越許多企業最多五年或十年的展望,讓我們放眼更為長遠的時間視野,思考種植橡樹等行為的時間長度,畢竟橡樹苗唯有在我們死後許久才會茁壯成為大樹。我們也能向擁有長遠視野的人學習,許多原住民族在進行決策時,會將往後第七個世代納入考量,考量範圍橫跨近兩世紀。位於加州的長遠當下基金會(Long Now Foundation)更具野心,將時間視野訂為一萬年,理由是既然人類文明興起於一萬年前,也就是上一次冰河時期末期,因此在預想未來時也應該涵蓋同樣的時間長度。我們必須大膽進行時間想像,思考「長期」時請深吸一口氣,至少以「一百年以上」來思考。

一個改變制度、經濟與文化的希望

我們是否真能推動這項徹底改變,讓長期思維不只成為個人決策的基礎,更成為公共制度、經濟體制及文化生活的基礎?文學評論家泰瑞.伊格頓(Terry Eagleton)對「樂觀」與「希望」之間的差異,有一套很有用的見解,「樂觀」就是一種正向性格,永遠著眼生命的光明面,甚至無視眼前的證據,這種態度很容易讓人自鳴得意,無所作為;另一方面,「希望」則是更積極又激進的理想,在承認可能失敗的同時,盡可能地力挽狂瀾,著眼於成功的希望,深深投入締造我們重視的成果。

本書的重點不是「樂觀」,而是「希望」。人類可能一直無法醒悟,一直沉睡在短期思維之中,直到發生極端災變才猛然覺醒,但是如果走到這個地步,一切為時已晚,通往自我滅亡的道路已無望改變,人類將如同羅馬帝國與馬雅文明般迎接滅亡的命運。然而,文明崩潰絕對是可以避免的,尤其是如果我們發揮集體行動的力量,藉此推動徹底改革。綜觀歷史,任何事情在發生前都能避免。今日殖民主義和奴隸制度已經終結,想到這裡,我們應該感受到希望;本書提出的六個長期思考方法擁有推動轉型的力量,想到這點,我們應該感受到希望;時間反抗軍在爭取時間的拔河中努力對抗短期思維,想到這些,我們應該感受到希望。同時,我們也應該體悟到,如果在還有改變可能時放棄,未來世代絕對不會原諒我們,無論我們面對的情勢有多麼不利,都必須在夢中聽見他們的心聲,並在做決策時採納。

通往成為好祖先的道路就鋪在面前,是否要踏上這條路,取決於我們。

長思短想: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社會,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來?

(本文摘自羅曼.柯茲納里奇著《長思短想: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社會,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來?》,商周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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