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經濟 愛沙尼亞數位科技的賭注

編按:經濟學家理查・戴維斯走訪全球各地,挖掘九個極端案例,各代表三種極端經驗——極端的生存(再生)、失敗與未來,有助於我們理解未來的經濟趨勢。本文摘自新書《極端經濟》第三部〈未來:明日經濟的樣貌〉 。

愛沙尼亞以新興國家之姿,表現勇猛而大膽,在某種程度上,忘掉過去的心願、轉而擁抱激進的新觀念比較容易:許多40、50歲的愛沙尼亞人口中的1991年,是「明確決裂」(clean break)的一年,因為人人都希望擺脫和舊政權有關的所有記憶。在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時代,政治階級皆由莫斯科當局官派,全都是與當時的蘇聯特務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有關係的黨內人士;若想出人頭地,一定要跟他們合作。塔林有名投資人回憶:「這代表不信任,不只是不信任當權派而已,也不信任在舊政權統治下功成名就的成年人。」

新國家轉由年輕人掌權,愛沙尼亞第一位總理馬爾特・拉爾(Mart Laar)上任時才32歲。拉爾是歷史學家兼哲學家,20多歲時都在講課和寫書。「剛開始,政治就像動物園,有各式各樣的人參與其中,」維克解釋時也憶及草擬愛沙尼亞憲法的各領域專家:「我們當中有作曲家、藝術家、作家、工程師、化學家、核子物理學家和詩人,研究政治學的人反而很少。」聽起來十分完美。

愛沙尼亞的問題在於,儘管當地陷入危機,人民卻對國家抱有極高的期望。該國首席資訊官西姆・斯庫特(Siim Sikkut)如此解釋這項挑戰:「愛沙尼亞人都希望國家能夠迅速羽翼豐滿。」人民對於脫離前蘇聯統治的這個波羅的海小國有諸多要求。此地的國防很重要、又很花錢(至今仍是)。選民以北方的北歐國家為標竿,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的社會福利保障體制和良好的健保制度,並提供高品質的國民義務教育。但於此同時,由於曾受蘇聯長年統治,導致愛沙尼亞人也害怕政府權利過於膨脹,以至於瑞典式的稅制完全得不到民眾的支持。而且愛沙尼亞四周鄰近國家都逐漸分崩離析。1992年,後蘇聯時代獨立國協的15個會員國全都陷入經濟衰退。到了2000年,愛沙尼亞新獨立的鄰國每人國民所得平均減少了30%,烏克蘭更是腰斬了一半。

治理愛沙尼亞的年輕團隊需要盡快想出對策。他們有部分政策遵循歷久不衰又健全的經濟建議,包括採用全世界最簡單的新稅制;設立獨立的監察機構來監督國家支出;而比較引人注目的行動是全國上下、經濟體的各個方面齊心發展數位科技。

維克先生回想政府早年的經濟策略:「基本上,我們只是盲目下注,把前途全都押在科技上了。」到1990年代晚期,愛沙尼亞97%的中小學都能上網,學生從國小開始學寫程式,政府並大舉投資數位基礎建設,同時政府也實施一連串措施,鼓勵企業投入技術開發。於是,在邁入21世紀的頭十年,愛沙尼亞變成後蘇聯15個獨立國家中,唯一出現經濟正成長的國家,成長率達14%,而且此後這頭波羅的海之虎的景氣仍持續走揚。人均GDP從1987年的2,000美元,飆漲到2018年的22,000美元,急起直追其對手國芬蘭。①

維克參與設計了初期的計畫,他回顧當時政府下的賭注,以及對經濟造成何種影響時,語帶謹慎:「科技只是加速器,倘若僅套用在舊有的行為模式上,可能會導致效率更差。」數位經濟是一種政經力量,十分複雜奧妙,他說:「科技本身沒有好壞之分,但也絕對不是中性的。」

馴服老大哥

若請愛沙尼亞人出示身分證,他們拿出來時通常會帶著一抹微笑。那張淺藍色塑膠卡片看來並不顯眼──外觀就像英美兩國的駕照,不過像金融卡一樣有內嵌晶片。這張身分證功能強大,可以連上政府所有的線上服務。而愛沙尼亞人之所以露出微笑,是因為這張卡替他們省下了很多時間。年長者就會開始比較前蘇聯時代的情形,塔林一位居民說:「我記得當年做什麼都要排隊,往往排了好幾個小時後,才發現政府官員早就吃午餐去了,而且午休時間還很長,要等你給錢才會加快辦事速度。」愛沙尼亞的年輕人則說出國旅遊時才真正注意到本國身分證的好處。他們發現在其他國家,賣車、開立銀行帳戶或簽租約,都以紙本為準,流程緩慢又痛苦。相形之下,在愛沙尼亞只要有身分證和筆記型電腦,就可以輕鬆又便捷地辦妥上述事情。

駐塔林的發明家賴特・藍德(Rait Rand)則說:「愛沙尼亞人缺乏耐性,做事很容易厭煩。」2017年,藍德以新式醫療設備在《天才在這裡》節目奪冠。他解釋,這種身分證正中愛沙尼亞人下懷。此系統的基本規則是:政府只能向公民索取某一項個人資料(如生日、血型或駕照號碼),而且僅限一次。如果有個愛沙尼亞人曾在政府任一個網站中輸入這項個資一次,政府就永遠不得再索取這項個資,而是必須從既有紀錄調出資料。對照美英兩國的數位轉型過程,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英美只是換湯不換藥,以冗長的線上表格,來取代政府單位的排隊人龍。然而在愛沙尼亞,政府會依法替民眾填好表格,當科技以這種方式替人民節省時間,人民往往會欣然接受。

針對科技與個資應用的疑慮,愛沙尼亞也展現要如何建立起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這種信任是近年來諸多爭議的核心,愛沙尼亞的系統觸及範圍很廣泛,身分證幾乎串連了國家的每一種互動服務,看來似乎跟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筆下的「老大哥」(Big Brother)②沒有兩樣,風險極高,倘若系統失靈或遭到濫用,人民該怎麼辦?愛沙尼亞人並不太擔心這點:有97%的愛沙尼亞人隨身攜帶這種身分證,且大部分人都了解這種系統的安全保障,可以解釋其中的道理。防止系統遭到攻擊的第一個保障,是資料並非集中存放在中央資料庫,而是「分散」儲存。因此每個政府單位只保留自己搜集的資料,並沒有透過中央樞紐來匯集整合所有資訊。某個局處想索取你的某一項個資,必須向第一個搜集到這項個資的政府機關提出申請,索取單位透過個人資料交換系統X-Road拿到資料之後,必須立刻刪除。譬如,如果交通部想寄一張超速罰單給你,必須先獲得郵局的批准,郵局透過X-Road提供地址給交通部,後者完成所需事項後必須銷毀這筆資料。這一切都在彈指之間完成,也就是說駭客找不到中央資料庫可以攻擊。

第二個保障是利用這種系統的人都會留下數位足跡。每次有人搜尋、利用或交換某一個人的資料時,個人的「資料日誌」(data log)中都會留下線上檢查的紀錄,任何公民都能查閱跟自身有關的一切查詢資料,包括是誰在索取資料的資訊。最後,每一個擁有愛沙尼亞人個資的機關,都必須用本身的識別號碼,來連上這些資料,而最後都會顯示在其私人資料日誌中。塔林一位年輕居民對我解釋:「這是我控制政府的方法,因為我很清楚政府知道關於我哪些事情。」

這樣一路下來,也會有草創階段的困難,問題之一是這種系統變得很風行,所有部會首長和官僚體系都熱中於利用這種系統。維克說:「各地都樂於推動數位化,有時甚至不知道原因何在,而且這個系統也出過問題。」例如,2000年代初期,愛沙尼亞邊防警衛的電腦系統曾當過機。最讓人擔心的是,爆發了若干密謀犯案。2007年地方選舉時,一位候選人鎖定塔林郊區領取年金的俄羅斯裔老人,以直接郵寄的方式寄送選舉宣傳小冊子給他們,由於這種小冊子只寄給特定家庭,顯示有人非法檢索並取得了一份地址和族裔背景的名單。這是嚴重的違法行為,卻也證明了這種系統的安全措施如何運作。官員只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掃描資料日誌,就揪出了搜尋這種資訊的歹徒,報警逮人。維克回憶此案件是說:「在數位世界裡總會留下蛛絲馬跡。」

但是,並非每一位愛沙尼亞人,都滿意科技在愛沙尼亞政經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問到有關經濟狀況的問題時,有些人會嗤之以鼻。一名店主的答覆是:「科技和觀光,僅此而已。」塔林居民似乎都很喜歡自己的身分證,卻也知道公共服務自動化和數位化,代表政府的角色減少。科技公司研發出取代公務員的軟體、裝設取代公車司機的機器人時,似乎形成了一股破壞就業的力量。這是全球都該擔憂的問題,美英兩國預期失業恐會更加嚴重也清楚說明了這一點。塔林政府在科技上「盲目放手一搏」,率先掀起巨大的科技浪潮,促使愛沙尼亞人變成了某種犧牲品,其他群起效尤的國家,則應該密切關注愛沙尼亞所碰到的問題。

譯註:
①2018年的芬蘭人均GDP約為50,000美元。
② 「老大哥」是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的獨裁者,指無所不在的政府,透過國家機器對全國人民進行無微不至的監視與控制,如今已成如今已成大大小小監控的代名詞。

極端經濟:當極端成為常態,反思韌性、復甦與未來布局

(本文摘自理查・戴維斯著《極端經濟:當極端成為常態,反思韌性、復甦與未來布局》,拾青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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