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災下的首相告白:核電是哲學問題

我從首相卸任之後,好幾次被問到:「您會不會覺得運氣很差,偏偏在自己擔任首相時遇到這樣的重大事故?」

我沒有什麼運氣好或不好的體會。既不覺得感慨,也沒有想要藉此揚名立萬的雄心,我只覺得「這就是命運」。

因為是命運,所以不能逃避─我當時這麼告訴自己。

從事故發生以來,車諾比事件就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在撰寫本書時,我也翻閱了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回憶錄》,因為他想必和我一樣,看見了地獄的景象。書裡的內容酷似我所經歷的體驗,且讓我引用其中幾段。

「雖然最初幾天,我們的情報還不夠充分,但直覺告訴我,這起事件極具戲劇性,後果將可能變得十分嚴重。」

「就我所知的內容判斷,我不會質疑有誰對人們的命運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如果沒有做出適時的處理,都只是出於無知而已,這是最主要的理由。因為不只政治家,就連學者與專家都沒有做好應付事故的準備。」

「核能部門的封閉性與祕密性,遭管轄機關的派系主義與科學獨占主義所束縛,現在終於以極度負面的形式一舉揭露。我在一九八六年七月三日的政治局會議中曾質疑:『我們這三十年來,都從你們這些學者、專家、首長口中聽說核電完全安全,也把你們當神看,但是卻發生了這樣的慘事。管轄機構與許多科學中心都不受監督,結果支配一切體系的卻是隱瞞、奉承、派系主義、對異議分子的壓迫,以及環繞在指揮者身邊的個人與派系相關意念。』」

「有人企圖將車諾比事件操作成政治交易的籌碼。」

災後的日本也幾乎是相同的狀況,而蘇聯在車諾比事件的五年後就解體了。不過,儘管我和戈巴契夫同樣窺見了重大核災的深淵,卻對核電的未來做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

戈巴契夫做出核電不可或缺的判斷,但我卻與他相反,做出廢核決定。

核電是哲學問題

許多人在經歷了三一一福島核災之後,提出對核電的想法。

提到關於核電的討論,我想到的是哲學家梅原猛在二○一一年第一次復興構想會議的開場點出:這次的核電廠事故是「文明災害」。

核電問題不單屬於技術面或經濟學的範疇,而是對人類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文明的根本質疑。核電廠事故,無疑是錯誤的文明抉擇所引起的災害。既然如此,與其說廢核是一種技術問題,不如說其最終仍需取決於國民的意志,因此也可說是一道哲學問題。

我自己也在經歷了三一一核災後,開始覺得人類根本不可能控制核反應,核能是對人類存在的威脅。

這讓我想到知名的希臘神話(普羅米修斯之火),我從小學的時候就一次又一次地聽父親說這則故事:普羅米修斯讓原本不知「火」為何物的人類認識了火,宙斯因此而大發雷霆,因為「讓人類用火將導致重大災難」,於是把普羅米修斯綁在岩山,一輩子飽嘗被老鷹啃食身體的痛苦。我的父親雖然是領薪水的技術人員,但年輕時似乎是個文藝青年。我聽了好幾次這則故事後,開始覺得政治的責任就在於控制「普羅米修斯之火」。

而讓我成為政治家的其中一項契機,就是核武的存在。一九五七年,全世界的科學家與哲學家聚集在一起, 召開了帕格沃什會議*(Pu g w a s h Conferences)。愛因斯坦、羅素、湯川秀樹等科學家,在這場會議中團結起來推動廢核。我在學生時期得知這場會議,再次體認到科學技術不會如同預期般帶給人類幸福。

雖然科學發展愈來愈進步,但每個人的能力卻不會同步進化。由此產生的落差,使科學技術變得無法控制。開發核武就像老鼠製作捕鼠器一樣矛盾,而這一點迥異於由個人特質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對於科學技術,人類是否能發揮足夠的智慧,謹慎地選擇取捨?這是我從年輕時開始持續思索的課題。

這就是我從事政治的原點:想要解決科學技術的矛盾。所以儘管後來選擇就讀東工大這所理工大學,我依然關心政治,參與學生運動,並在畢業後投身公民運動,最後甚至成為了政治家。

與人類共存

太陽的恩賜,讓人類等地球上的生物得以存在。除了地熱之外,人類所使用的資源最初都來自於太陽能。想必有人會認為,太陽能本身就是核融合形成的核能。但是太陽距離地球約一億五千萬公里,這樣的距離削弱了放射能,太陽的核反應所形成的放射能,幾乎不會影響人類。換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只有能與因日地距離而減弱的放射能共存的生物,才能誕生在地球上,也才能繼續存活下去,包含人類在內。

但是核武及核電與大自然中的太陽不同,是在這數十年間,透過人類之手於地球上創造出來的核能產生裝置,這些裝置能夠與人類共存嗎?人類世界正面臨著嚴重的矛盾。我認為如果人類終將滅亡,原因就在於核能。這就是「科學技術的進展,將危及人類存在」的矛盾之處。

我無論如何都想落實廢核。身為曾以首相身分經歷福島核電廠事故的政治家,這是我的義務。

※譯註:為廢除核武器與追求和平而成立的國際科學家組織。

核災下的首相告白

(本文摘自菅直人著《核災下的首相告白》,今周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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