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勞變成常態 工作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過勞其實對企業弊多於利。過勞或身心俱疲的員工的生產力,其實低於充分休息的員工。

我們確實需要改善工作。一世紀之前,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與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張,到了二○○○年(距他們在世八十年之後,離我們現在已經是二十年前),人類每天只需工作三、四個小時。在羅素與凱恩斯的年代,科技、工會訴求、不斷提高的教育水平、更富裕的生活,降低了每日平均工時,從十四小時減為八小時。他們兩人認為,隨著科技在二十世紀持續升級,生產力可望繼續提高,經濟持續成長,工作時數也會進一步下降。

但羅素也警告,儘管「現代的生產方式可能讓我們所有人都安心與安全」,但是如果產能提升的好處與利益都被工廠老闆、高階主管、投資人瓜分,這些提高產能的作法可能被誤用,「導致有些人工作過度,有些人窮得挨餓。」這描述並非完全與當今世界脫節。在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工時下降速度緩慢,儘管生產力大幅提升,經濟也顯著成長。在西方,大眾消費導向的經濟不斷成長,提高工資與工時的作法看似更為可取,超越為多數勞工縮短工作週的訴求。經濟成長率在一九七○年代走緩,工會喪失影響力,企業將工廠外移到海外,工作也外包出去,淘汰終身聘雇制、改雇兼差族,並且動不動就要求員工加班。根據精密複雜模型對未來勞動力需求所做的預測,以及為自由接案人士媒合的線上平台持續成長,可見發達國家的零工經濟(gig economy)規模會加速擴張,工作也會愈來愈充滿不確定性。

管理階層瞭解到,他們可以透過諸多手段拉抬公司的獲利,諸如裁員、開發全球製造鏈與運輸網絡,或是運用「顛覆式創新」,逼得老字號公司從市場消失。一九八○年代矽谷崛起,隨之而來的是新形態的工作與成功模式,標榜超長工時,歌頌工作狂是英雄,把過勞美化成榮耀。結果,我們生活在被時間追著跑的世界,有些人超時工作為的是累積財富,其他人超時工作則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如此。

圖/大塊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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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工作方式對個人、公司、經濟體而言,都要付出昂貴代價。超時工作與身心俱疲的代價不菲,包括喪失賺錢的潛力、幸福感、創意。過勞族罹患慢性病與憂鬱症的比例偏高。史丹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傑夫瑞.菲佛(Jeffrey Pfeffer)最近指出,設計不良的工作場所對健康造成的傷害之大,與抽菸不相上下。

過勞其實對企業弊多於利。過勞或身心俱疲的員工的生產力,其實低於充分休息的員工。過勞員工較不投入,較可能離職,甚至可能違反職業道德,或是剽竊公司商機。一些前途看好的職涯,若中途有人離職,找人取代很花錢,尤以法律界與醫藥界最明顯,但這兩種行業,工時長、標準高、工作壓力大是常態。員工疲累請病假或是生產力下降,在全球每年造成的損失粗估是三千億美元。

即便在有些國家,明目張膽或公然的職場歧視早在數十年前就已消失,超長工時依然讓女性不易招架老闆、工作、家庭的種種要求,也不易在婚育後繼續工作。儘管公司的政策已改進產假,推出彈性上下班的選項,加上各種教女性挺身前進、有效管理時間的倡議,但是平衡工作/生活的解藥依舊遙遙無期。在美國,從一九七○年代至九○年代後期,已育婦女大量湧入勞動市場,但是過去二十年,已育婦女投入職場的比例停滯不前,顯示友善家庭政策的功效不大,低於政策制定者與多數用戶的預期。

在美國、英國、日本,養育幼兒的全職女性,勞動參與率會下降,而且數年後才會重回職場;即便返回職場恢復全職工作,薪水也常低於男性(也低於須撫養子女的在職父親),而且終身收入都低於男性。婚育女性改以兼差或選擇彈性上下班,但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雙重壓力對其健康造成重大影響:最近一項研究比較了壓力相關的生物標記(與一般市調相比,這項研究提供更客觀的壓力量表),結果發現,婚育女性兼差或選擇彈性上班,實際上承受的壓力高於全職婚育女性。

如何縮時工作:一週上班四天,或者一天上班六小時,用更少的時間,做更多的工作,而且做得更好

(本文摘自方洙正(Alex Soojung-Kim Pang)著《如何縮時工作:一週上班四天,或者一天上班六小時,用更少的時間,做更多的工作,而且做得更好》,大塊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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