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就埋葬民粹主義 還言之過早

國際貿易創造了更有效率的生產與分配機制,拯救數十億人脫離赤貧。但全球化是個複雜的現象,有其陰暗面。它讓無數人得以更快逃離悲慘的貧窮境地,但與此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剝削循環。

我們正在經歷讓人強烈有感且艱難的時刻,這些時刻可能對未來數十年都有影響。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爆發,對人類展現了國際合作與全球化的限制與其無比的潛力。這個世界連結之深,史無前例,人、物品、資本與觀念的流動性都很驚人,人類遇上了共同的宿敵:陌生的病原體。一個新型病毒。

與近數十年來爆發的病毒不同,這個病毒的生物特性使它獨具威脅。並不因為它特別致命,這個病毒本身的致命性比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或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都低,而是因為它的傳染力異常高。全球化的世界喜歡使用病毒式傳播(virality)的隱喻,如今世界首度碰上了這個備受喜愛的隱喻的源頭。

今年也是臺灣,以及臺灣面對致命威脅的因應成果受到舉世矚目的一年。儘管文化上與地理上都與中國相近,臺灣仍幾乎徹底防範了病毒的社區感染。全世界都在猜想,臺灣的成功,是否不僅因為從SARS 疫情學到了正確教訓,也與政府由專業技術官僚主導相關。西方的領導人風格充滿戲劇性、口號與群眾魅力,然而,是像德國總理梅克爾和臺灣政府官員這樣的領導者,帶領國家比其他國家更成功的挺過了風暴。少一點戲劇性和遠大的承諾,多一點專注而謹慎的治理,這會是通往更為永續的21 世紀的配方嗎?

在美國,一名歷練豐富的專業政治人物當選,以及川普的垮台,無疑指向了這個可能性。如果新型冠狀病毒沒有橫掃美國,拜登也許不會當選總統。時局艱難時,群眾可能轉向激進者;當時局艱難而激進者當政時,他們可能又轉向主流。川普的孤立主義和反科學言論並不適合我們的時代,然而他依然獲得了比2016 年還多的選票。現在就埋葬民族-民粹主義還言之過早。

已經明朗的是,在全球化世界,一地的危機會影響整個區域,會帶來全國性的後果,繼而溢出到鄰近國家,最後是全世界。有時是經濟危機,例如2008 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後來演變為全球危機;有時是新病毒的爆發,例如新型冠狀病毒。政府官員在處理地方或區域危機時常犯的第一個錯誤,是相信這些危機可以防堵。他們把這些危機當成「他們的」危機,未能了解更廣泛的影響與後果── 先是對國家,繼而對全世界。

我們生活在獨特的時代。國際貿易創造了更有效率的生產與分配機制,拯救數十億人脫離赤貧。但全球化是個複雜的現象,有其陰暗面。它讓無數人得以更快逃離悲慘的貧窮境地,但與此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剝削循環。時間久了以後,全球化會賦權給受剝削者,讓他們擁有解放自己的工具。如本書所述,全球化創造的剝削循環無可延續。觀念、知識與真相的傳播,最終總會打破這些循環。可以說這是個正面的病毒,深植於全球化的表殼底下,而且勢不可擋。

與極端貧窮的對抗尚未結束,而如果全球化因為冠狀病毒或民族-民粹主義言論,或在兩者夾攻下被迫退縮,這個挫敗將會抹除人類史上最重要而有益的戰爭所獲得的許多進展,這個戰爭就是對抗極端貧窮的戰爭。這樣的結果不僅是道德錯誤,也是危險的:人被剝奪已經擁有的東西之後,會感到挫折不滿。挫折不滿會引發憤怒,而憤怒會導致暴力。

自1980 年代以來享受經濟榮景的東亞,應該謹記「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的教訓,這段時期從19 世紀晚期持續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當時的國際機構與帝國同盟仍陷在過去的泥沼。累積中的國家與經濟緊張壓力,加上失能的過時體制,讓世界陷入了一場慘烈的戰爭,和數十年的分歧與碎裂。許多人在一次大戰前的歐洲與今日的亞洲間看到相似處。儘管這類比較往往接近淺薄,仍應視之為一個持續的警告:長期未獲解決的紛爭是摩擦的來源,可能迅速升溫。臺灣也許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了解這一點。

地球村要能夠生存,必須將進步與真相置於優先地位。對既有機構的不信任正演變為討伐進步之戰,成為一場愚昧的行進。我們必須擁抱全球責任與更有實權的國際機構,讓這些組織得以監測地方危機,主動介入,並且即時終止這些危機。我們之間的連結愈強大,就愈需要這些機構。

此刻人類面臨的是一場全球流行病,下一次可能是地方衝突滾雪球似的演變為世界大戰,或是再度讓我們陷入深淵的一場經濟危機,也可能是最終極的挑戰:氣候危機。我們經濟相連的程度,以及廣泛的貿易聯繫和全球流動性,會創造出以指數成長的挑戰,遠甚於任何病原體。如果這是個全球性的挑戰,解決方案也必須是全球性的。

反抗:當激進變成主流,正在改寫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反全球化抗爭

(本文摘自納達夫.埃尤爾著《反抗:當激進變成主流,正在改寫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反全球化抗爭》,天下雜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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