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金融市場正在賭場化?

編按:努力就有機會成功的社會,真的實現了平等與正義嗎?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邁可.桑德爾在新書《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指出,我們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成功」的價值。他從三大層面提出討論: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如何建立每一份工作的價值與尊嚴、重新反思成功的意義;並提醒我們保持謙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積極討論能夠讓社會更公平、更正義的具體作為。

二○○八年金融危機爆發,讓大眾一下注意到了金融業。當時引發的爭論主要在於納稅人出錢紓困的條件,以及如何改革華爾街以減少危機再度發生的可能。

然而,大眾幾乎沒察覺到,過去幾十年來金融業是如何重塑經濟,並悄悄改寫了才德與成功的定義,對工作尊嚴造成深遠的影響。在反全球化的民粹反撲中,貿易與移民問題比金融業更顯眼,因為前兩者對勞動階級的工作與社會地位的影響是切膚之痛。然而,經濟金融化對工作尊嚴可能更有破壞力,也更打擊人,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在現代經濟體制下,市場報償和對共善的真正貢獻度之間的落差有多大。

金融業這幾十年來成長驚人,如今在先進國家都占有極大的分量。美國金融業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自一九五○年代以來成長將近三倍,到了二○一八年已經占所有企業獲利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員工薪水比其他產業技能相當的職員多出七成。

要是金融活動真的很有生產力,讓經濟體制更能提供有價值的產品與服務,那還沒問題,但事實卻非如此。金融業就算表現再好,本身也沒有生產力。金融的功能在於調集資本到有益社會之處,例如新的公司、工廠、道路、機場、學校、醫院與住宅,以利經濟活動。然而近幾十年來,金融業占美國經濟比重直線上升,卻愈來愈少投資實體經濟活動,反而更加專注於複雜的金融工程,讓參與其中的人賺進了大把鈔票,卻不曾讓整體經濟更具生產力。

英國金管局長艾岱爾.透納(Adair Turner)就直言,「過去二、三十年來,先進富裕國家的金融體系規模與複雜度不斷增長,卻沒有明確證據顯示經濟成長與經濟穩定度因而提升。原因可能出在金融行為其實是對實體經濟尋租(不正當獲益),而非創造經濟價值。」 一九九○年代,柯林頓政府和英國政府決定鬆綁金融業。透納的這番慎重說法無異於徹底推翻了當時的普遍見解。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華爾街近幾十年來發明的各種複雜的衍生金融商品和工具其實對經濟是弊大於利。

舉個具體的例子。作家麥可.路易士在《快閃大對決》提到一個故事,某家公司牽了一條光纖電纜,連接芝加哥的期貨交易和紐約的股票市場。這條電纜讓多種投資標的和豬五花肉的期貨交易加快了幾毫秒,而這小小一點優勢就讓高頻交易員多賺了幾億美元。然而,我們很難主張交易速度從眨眼之間加快一點對經濟有什麼實質貢獻。

經濟價值大有問題的金融發明不只有高頻交易而已。信用違約交換讓投機者無須投資任何生產活動就能押注期貨價格,實在很難說它跟賭場有什麼區別,一樣都是有人贏有人輸,有錢轉手,但沒有任何投資。當公司將獲利拿來回購股票,而非投資研發或添購新設備,這時股東收益增加了,公司的生產力卻沒有。

一九八四年,當經濟金融化開始風行,耶魯大學重量級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出於先見之明,警告「我們的金融市場正在賭場化」。他擔心「我們正將愈來愈多資源,包括青春歲月,投入到遠離生產商品與服務的金融活動中,這些活動給予個人的報償遠遠高過其社會生產力」。

我們很難確定有多少金融活動確實提升了經濟生產力,又有多少金融活動只是替自己賺進了沒有生產力的偏財。不過,透納倒是給出了值得信賴的估計。他指出,英美等先進國家的金融交易只有百分之十五導向了有生產力的新興企業,其餘都流向了現有資產投機或虛華的衍生金融商品。就算金融業對經濟生產力的實際貢獻比這個數字高出一倍,仍然令人儆醒,不只在經濟上,在政治和道德上也讓我們有所警惕。

經濟上,這表示多數金融活動對經濟成長是阻力,而非助力。道德和政治上,這代表市場給予金融業的報償和金融業對共善的真正貢獻落差極大。這份落差再加上社會對這群投機者的過度推崇,看在努力生產有用商品與服務以換取溫飽的人眼裡,等於是對他們尊嚴的嘲弄。

憂心現代金融負面經濟效應的人不少,他們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但我在意的是道德與政治層面。一個在乎工作尊嚴的政治綱領應該運用賦稅抑制投機,表彰生產力勞動,重新調整尊嚴的分配。

基本上,這表示我們要將勞動的稅務負擔轉移給消費和投機。比較大膽的做法是減輕甚至取消薪資稅,直接向消費、財富和金融交易徵稅以補足財源;保守一點則是減輕薪資稅(讓勞動對雇主與勞工都提高價格),減少的稅收則向經濟貢獻度極低的高頻交易徵收金融交易稅來補足。

不論採取何種措施將稅務負擔從勞動轉移給消費與投機,都會比現在的賦稅制度更有效率,更少累退計算。然而,這些考量儘管重要,卻不是全部。我們還必須考慮徵稅的象徵意義,也就是我們公共生活中所展露的看待成功與失敗、榮譽與認可的心態。徵稅不只是政府歲入的手段,也是社會對共善的表態,告訴所有人什麼才是有益於共善的貢獻。

生產者與掠奪者

我們對稅務政策的道德性質其實並不陌生,時常討論稅制是否公平,某種稅對富人或窮人負擔更重。但徵稅的象徵意義不僅涉及公平,還跟社會認為哪些活動值得推崇與認可、哪些應該抑制的道德判斷有關。有時徵稅背後的道德判斷一目了然,例如美國將香菸、酒精和賭場稅稱為「罪惡稅」,因為政府希望抑制這些咸認有害或不可取的行為(抽菸、飲酒與賭博)。這類稅收以提高從事成本的方式來表達社會不讚許這些活動。含糖汽水稅(抑制肥胖)和碳排放稅(緩和氣候變遷)也都是為了打破慣習或調整行為而提出的方案。

不是所有稅都有此目的。所得稅不是對有薪勞動表達不贊同或勸阻民眾少從事勞動,一般銷售稅也不是要阻止購物。這些都只是政府取得歲收的手段。

不過,有些看似價值中立的稅務政策其實暗藏了道德判斷,涉及工作及收入方式的稅尤其如此。例如,資本利得稅的稅率為什麼低於勞動所得稅?巴菲特就曾經提出這個疑問。他說自己身為億萬投資大亨,稅率竟然比他祕書還低。 有些人主張,投資稅低於勞動稅能鼓勵投資,促進經濟成長。某方面來說,這個主張純屬實務與效益考量,其目的在提高國內生產毛額,而不是表揚大賺資本利得的有錢投資者。但從政治的角度來看,這個看似務實的主張之所以有說服力,部分來自背後的道德預設,一個關於才德的主張。這個主張就是這群投資者「創造了就業機會」,因此配得較低的稅率。

美國共和黨議員保羅.萊恩(Paul Ryan)說得更直白。他是前眾議院議長,也是放任自由主義作家艾茵.蘭德(Ayn Rand)的擁護者,經常批評福利國家政策。他將人分成對經濟貢獻最多的「生產者」及領補助比納稅多的「掠奪者」,並擔心福利國家政策擴張終將導致「掠奪者」多過「生產者」。

有些人反對萊恩將經濟貢獻太過道德化,有些人則接受掠奪者與生產者之分,但主張萊恩搞反了。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是金融時報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財經專欄作家,她就屬於後者,而《大掠奪:華爾街的擴張和美國企業的沒落》這本極有見地的作品就是明證。她在作品當中引述透納、巴菲特和其他批評零生產力金融化的專家說法,主張金融產業才是現代經濟的「掠奪者」,從事投機行為攫取巨額偏財,卻對實體經濟毫無貢獻: 這些金融活動非但沒有讓我們更富庶,反而加深了不平等,引發更多金融危機,每回都毀掉龐大的經濟價值。金融對我們的經濟已經不是助益,而是阻礙。金融活動增加沒有讓經濟成長加速,反而拖慢了步伐65。 福洛荷於是指出,所謂的「生產者」其實「才是在這個社會掠奪最多的人,不僅所得稅率最低,分得的經濟大餅不成比例,推出的商業模式也往往阻礙成長」。她認為,真正的「生產者」是實體經濟裡提供有用商品與服務的勞動者,以及投資這些生產力活動的人。

在今日的經濟體制裡誰是生產者、誰是掠奪者,這其實是貢獻正義的問題,也是哪些經濟角色值得褒揚與認可的問題。要釐清這一點,就必須進行公共對話,討論怎樣的貢獻才有益於共善。我認為不妨用部分或全部的金融交易稅取代薪資稅,向那些類似賭博、無助於實體經濟的投機行為徵收「罪惡稅」。我會這樣提議只是提供一個切入問題的角度,肯定還有其他角度可談。我的基本論點是,重新定位工作需要我們面對經濟體制背後的道德問題,思考近幾十年來因為技術官僚政治當道而掩沒的爭議。

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本文摘自邁可.桑德爾著《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先覺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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