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各國承受壓力大不同

各國央行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些決策權力,是因為他們是比政治家更善於決策的專家、技術官員,專業知識使他們看起來比民選政治家更加聰明。

若欲維持可信度(公信力),各國央行就必須更具獨立性,這個趨勢開始自一九八九年的紐西蘭,後來英國、日本和歐元區也跟著效仿。政府會提出一個通膨目標,讓各國央行自己完成實現這個目標的工作。為了找出經濟前景的跡象,各國央行聘請大批的經濟學家、搜尋新的數據資料、採訪企業和消費者,並公布了對於經濟成長、失業狀況和通貨膨脹的詳細預測。

長時間下來,這種方法似乎運作得很完善。一九九○年代到二○○○年代初期被稱為「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也稱大平穩)時期,當時通貨膨脹低、經濟維持穩定。沃克的接班人亞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被封為「大師」,葛林斯潘不但沒有受到總統們的欺負,總統們實施的政策還會尋求他的認可。

在歐洲部分,最重大的發展是一九九八年歐洲中央銀行的成立,創設目的是為了管理新的單一貨幣歐元。在此之前,歐盟成員必須透過各自的央行維護本國貨幣和金融體系。歐洲中央銀行的設置是法國與德國之間的折衷辦法,法國希望使用單一貨幣將東西統一的德國納入歐盟,而德國則擔憂單一貨幣會導致需要他們援助其他揮霍無度的政府。為了使德國人放心,歐洲中央銀行總部設在法蘭克福,其主要目標是穩定物價,並明令禁止援助成員國政府。

在日本則出現了央行恐怕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的最初徵兆。隨著一九八○年代即將落幕,四十多年來的經濟快速成長榮景戛然而止。當泡沫在一九九○年開始破滅時,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簡稱BoJ)的反應相對慢半拍。

西方評論家指責日本央行降息的速度不夠快,或是沒有對銀行進行重組。但在美國和歐洲,類似的危機也正在形成中。一九八二年之後,隨著收益從通膨時期的高位下跌,金融市場展開長期多頭(牛市)。當市場動盪時,就像一九八七年十月的「黑色星期一」,各國央行迅速大幅降息。他們試圖避免重蹈一九三○年代的覆轍─那時央行對於金融危機的反應過於遲緩。然而,市場似乎漸漸地依賴聯準會的出手相救。對於聯準會援助的信心被稱為「葛林斯潘賣權」(Greenspan put),以聯準會主席和避免投資者虧損的選擇權策略來命名。批評人士認為,各國央行此舉是在鼓勵投機買賣。

但問題在於,提高利率來遏制股市投機活動,可能會損害更廣泛的經濟。而且,雖然中央銀行應該在宏觀層面上確保金融穩定,但對於個別銀行的監管責任並非都攬在他們的身上;聯準會與其他機構共同承擔責任。英國也有類似的混亂情況,於是一九九七年金融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取代英格蘭銀行成為英國的金融監管機構。

儘管如此,外界可能還是會指責各國央行沒有為二十世紀初債務量大幅上升操心。央行的理由有三點。首先,市場沒有跡象顯示消費價格上漲(維持物價平穩是他們的首要責任)。第二,在某程度上,債務增加是經濟日趨成熟的特徵,讓消費者和企業可以隨著時間來調整支出。第三,每一筆債務都是債權人資產負債表上的一項資產;全球的淨債務是零。另外,許多債務都由養老基金或保險公司等機構持有,這些機構具有能力因應違約風險。

當信貸泡沫最終在二○○七年和二○○八年破滅時,各國央行面臨到幾世紀以來出現過的同樣困境。在銀行體系內爆的面前,人們對於道德風險的擔憂迅速煙消雲散。各國央行無限制放貸,並將利率壓到歷史低點,甚至是負利率。各央行還推出了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措施,也就是發行貨幣並用來購買債券或其他資產。

但這些舉措引發批評。量化寬鬆推高了金融資產的價值,這些資產絕大部分是由富人持有。央行俱樂部「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簡稱BIS)提出的報告指出,量化寬鬆政策因推升股價而造成不平等現象惡化。許多年長的儲戶抱怨低利率使他們的退休收入減少。

在美國,這些舉措重新點燃了過去抨擊的炮火,指責央行照慣例地偏袒富裕階層而不是核心經濟,偏袒華爾街而不是主街(Main Street,借指普羅大眾、中產階級群體)。其他人則擔憂,量化寬鬆將再現一九二○年代導致德國惡性通膨的印鈔政策(儘管通膨尚未產生)。

歐洲方面,對歐洲央行的攻擊則是來自不同的方向。人們譴責歐洲央行有利於債權國,尤其是德國,而懲罰像希臘這樣的債務國。最主要的問題是,在二○○八年危機之後,各國央行捲入了政治論辯。某程度來說,這是因為央行承擔了振興全球經濟的重責大任,這種情況帶來的結果是重大的經濟決策由一群非經選舉產生的央行總裁負責,由他們決定資金該從哪個群體重新分配到另一個群體。

各國央行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些決策權力,是因為他們是比政治家更善於決策的專家、技術官員,專業知識使他們看起來比民選政治家更加聰明。然而這場危機卻讓央行看起來相當容易出錯,所以他們受到抨擊。

後來美國當局撥出數十億美元幫銀行紓困的做法,促使美國右派分子發起「監督聯準會」的運動,以審查央行的資金是如何投資使用。川普在總統大選競選期間曾表示,聯準會主席珍妮特.葉倫(Janet Yellen)應該為她維持如此低的利率感到「羞愧」;但在傑洛姆.鮑爾(Jerome Powell)接替葉倫位子之後,川普又批評他升息過快。在英國,脫歐支持者批評英國央行在預測脫歐經濟影響時過於悲觀。

至於左派觀點,一些經濟學家批評央行過於膽怯,未能重振經濟。部分人士支持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該理論認為印自己貨幣的政府不會破產,因此沒必要擔心預算赤字,政府有餘裕在基礎設施和社會福利方面花錢。現代貨幣理論的支持者承認,通貨膨脹是超發貨幣的制約因素。

儘管如此,對於一位謹慎的央行總裁來說,這樣的理論聽起來像是預算赤字的「貨幣化」,也是導致威瑪共和國以及最近辛巴威和委內瑞拉出現惡性通膨的原因。如果有任何已開發國家政府決定奉行現代貨幣理論,那麼政府可能會跟央行起衝突,或者(更有可能)為央行的獨立性畫下句點。

基於央行的專業知識而將政策決定權交給他們,本身就存在一個根本性問題。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不可能用化學方法精準地作出預測。有太多變量需要分析,光是公布經濟預測就能改變人們的行為。過去十年來,政治家幾乎沒有什麼真的可以抱怨的理由,因為中央銀行一直在降低利率和購買政府債券,使政治家更容易兌現承諾、替自己的政策承諾提供資金。當利率上升和央行試圖拋售政府債券時,政治家們可能會感到不太高興,如此一來,又可能觸發更深一層的衝突。

世界經濟10000年:從石器時代到貿易戰爭,我們的經濟是如何成形?

(本文摘自菲利浦‧科根著《世界經濟10000年:從石器時代到貿易戰爭,我們的經濟是如何成形?》,堡壘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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