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工作的世界 神聖教育殿堂將會瓦解?

編按:不工作的世界即將來臨,現在的職業技能全都可能被機器取代,人類沒有了工作,還剩下什麼?牛津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爾.薩斯金推翻過往經濟學家的看法,未來,每個人都會面臨「科技性失業」,只有積極思考如何公平分配經濟繁榮的成果,以及縮限科技巨頭急遽增強的政治權力,才能避免貧富不均。而當人人都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生活,我們最重要的課題,便是如何找到人生的目標與意義。

今天,許多人深信教育是人生一開始就要做的事情:你投入時間打造自己的人力資本,隨著年紀漸長,習得愈來愈深厚的學問、技巧並實際應用在生產層面。從這個觀點來看,教育就是你為「現實生活」做的準備,也就是你認真展開令人滿意的人生之前應該做的準備。

我一向以這種觀點來思考我的人生。我結束首相官邸的工作後回到學術界繼續進修,每當在晚宴席間被問到從事什麼工作,我回答:「我正在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這個答案總是會讓對方嚇得臉色發白,後悔把這段對話導向死胡同,然後苦笑回答:「啊,一輩子都在當學生。」這個回答呈現一個毫無幫助的傳統智慧:人一旦過了某個年紀,深造教育就不再被視為貢獻生產力的象徵,而是代表怠惰和輕率、不負責任。

未來幾年,我們有必要改變這種態度。人們必須漸漸適應,一輩子都不斷在結束一段教育課程後又重啟新的課程。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們必須持續再教育,因為科技進步將會強迫我們承擔新的角色,我們得為此接受培訓。我們也必定要這樣做,因為現在要準確預測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新角色,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就這個層面來說,擁抱終身學習是一種自保之道,讓我們得以因應未來工作世界的未知要求。

在某些地區,這些想法早已根深柢固。包括丹麥、芬蘭和挪威在內的北歐國家特別擁護這種觀念;新加坡為二十五歲以上公民提供一筆總額約三百七十美元的再培訓資金,而且還會定期加值補足金額。有鑑於這項挑戰規模龐大,儘管補助總額相對不多,還是比沒有補助來得好。

強烈反對教育

如果我們可以改變教學內容、方式與時機,那麼教育將會是當前抵禦科技性失業最堅強的防線。但是,近幾年來出現許多懷疑教育價值的聲音,特別是質疑當前大專學院提供的教學內容有多少實用性。僅一六%美國人同意,一紙大學文憑可以為學生「充分」做好得到高薪工作的準備。

某種程度來說,這可能是來自當今多數成功創業家都從頂尖學府輟學所形成的印象。這張中輟生清單讓人十分震驚: Google創辦搭檔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與賴瑞.佩吉(Larry Page)雙雙離開史丹佛大學;伊隆.馬斯克也從史丹佛休學;比爾.蓋茲與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從哈佛大學輟學;史帝夫.賈伯斯離開里德學院(Reed College);戴爾公司(Dell Inc.)創辦人麥克.戴爾(Michael Dell)離開美國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 優步(Uber)創辦人崔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離開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witter創業搭檔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與傑克.多西(Jack Dorsey)各自離開內布拉斯加大學(University of Nebraska)與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甲骨文創辦人賴瑞.艾利森(Larry Ellison)離開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與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 Dropbox共同創辦人之一艾瑞西.費爾多西(Arash Ferdowsi)離開麻省理工學院(MIT); Spotify共同創辦人丹尼爾.艾克(Daniel Ek)離開瑞典皇家理工學院(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這張清單還可以繼續寫下去。雖然這些創業家的輟學理由各自不同,但都依循同樣的軌跡:放棄教育,轉戰勞動市場。你可能會很想將他們視為例外,畢竟不是所有中輟生都有能力創辦大型、成功的科技企業,而且教育的重點也不必然是要培養所有人成為大型科技企業的創辦人。不過,這些創業家輟學的情況如此普遍,值得我們花點時間反思。

先不談這份清單的趣聞軼事,還有許多有深度的辯論,探討為什麼「更多教育」的信念可能是錯的。創業家彼得.提爾(Peter Thiel)提供一個最挑釁的說法。他宣稱,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顆「泡沫」,說它「被過度哄抬」,因為人們不明白「這筆錢的價值」,讀大學「只是因為跟風」。提爾不否認,受過更高教育的人,平均收入多半也更高,但是,他也質疑我們為何從不檢視這個事實的相反面向:這些學生如果沒有受教育又會怎樣?他的想法是,許多人可能一樣會賺到這麼多錢,大學「不過只是善於發現人才,而並沒有為人才增添價值」。如今,提爾提供十萬美元獎金,專門挹注選擇「不讀大學或中途輟學」改行創業的年輕學生。

管理獎金的提爾基金會(Thiel Foundation)指出,受獎人已經創辦六十家企業,他們的身家總價超過十億美元。不過基金會沒有提到事情的另一面:如果這些創業家沒有接受獎金又會怎樣呢?

提爾抱怨,大學是否「僅僅是挑揀出原本就已經出類拔萃的人才……從未經過審慎分析」。不過,事實上許多經濟學家花了大半輩子專門思考這個問題。這門學問相當受歡迎,以致於還被貼上一紙標籤:「能力偏差」(ability bias),在計量經濟學領域中它被設定成一種「遺漏變數偏誤」(omitted variable bias)的特殊狀況。在這種情況下,被遺漏的變數指的是個人的先天能力:如果一名天賦異稟的人才一開始就比其他人更有可能進大學,那麼,教育對他們身價不斐的貢獻就不會占重要的部分。經濟學家已經開發出一套技術工具包,用來解決這項變數。他們歸納得來的結果和提爾的想法背道而馳:即使考慮到能力偏差,大學似乎依舊可以產生積極正面的影響。天賦異稟的人才無論如何都可能比其他人賺更多,但教育幫助他們賺得比沒讀大學的人還要多。

但是大專院校究竟如何協助人們賺得更多?包括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重量級經濟學家多認為,其實大學教育與提供學生新技能或訓練他們成為更有生產力的勞工無關;相反的,這些經濟學家主張,教育過程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是一種浪費現象,他們稱為「發送信號」(signalling)。這種觀點指的是,教育很可能有助於提高人們的薪資,但不是因為它增強人們的能力,而是因為受教育本身就很困難,因此唯有入學之前就已經非常有能力的人才可能完成學業。就像孔雀求偶時會對著心儀對象開屏,展現自己的雄性氣概一樣,學生也會亮出特別出色的學歷,向潛在的雇主炫耀自己的能力。有些人暗示,教育帶來的經濟報酬中,實際上有高達八○%是源於這種與眾不同的能力。

依循這種觀點來看,教育的確和提供人們新技能幾乎毫無關係。因此,即使提爾的嚴苛抱怨可能有些誇大了,但他所提出的質疑還是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願意主動批評教育體系。因為我們往往視學校、大學、學院和培訓中心為神聖殿堂,只要質疑它們的經濟實用性,就會引發強弱度不一的抗議反彈。勞倫斯.桑默斯曾經毫不容情的批評,提爾提供十萬美元獎金給選擇不讀大學的年輕學子,正是「近十年來慈善事業領域中唯一一種最容易誤導人的做法。」 不過當我們思考未來,無論一家機構多麼備受推崇與尊敬,都不容逃避嚴格檢視,即使是我們的教育機構亦然。

不工作的世界:AI時代戰勝失業與不平等的新經濟解方

(本文摘自丹尼爾.薩斯金著《不工作的世界:AI時代戰勝失業與不平等的新經濟解方》,天下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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