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與正義?以慈善奪取世界的假面菁英

編按:民粹主義者所鄙視的富人,往往高談闊論要矯正社會,卻總是對自己與問題的關係保持沉默。在《贏家全拿》中,作者葛德哈拉德斯揭示經濟體制的建構者如何將自己塑造為窮人的救世主;菁英如何大方獎賞對贏家友善的方法,重新定義「變革」的「思想領袖」;以及他們如何不斷尋求做更多善事,但卻完全忽略減少對他人的傷害。

儘管新慈善的規模擴大,但是社會仍有許多批評,其中一項批評是捐獻的錢是如何賺來的。萊許指出,新基金會備感困擾,「因為它們代表鍍金時代的強盜大亨可能以不公平方式賺進財富」。當洛克斐勒提議成立慈善基金會,以處理不斷湧進的錢時,遭致強烈抗拒的聲浪,譴責那些錢是不義之財。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說:「不管用這種錢財做多少慈善,也絲毫無法彌補取得它們的惡行。」人們對洛克斐勒不怎麼慈善地壟斷石油和不怎麼慈善地厭惡工會仍然記憶猶新。查爾斯‧畢爾德(Charles Beard)與瑪麗‧畢爾德(Mary Beard)曾描述強盜大亨「粗糙的富豪統治」,和他們如何「想方設法尋找較體面的保證和補償作為遮掩」。揭弊記者馬修‧約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在一九三四年寫的歷史書籍《強盜大亨》(The Robber Barons),被認為是創造這個名詞的人,書中寫道,他們如何「急於想捐出一部分掠奪而來的戰利品,好像害怕不交出多一點錢會招致上帝的憤怒」。

其他批評集中在新慈善不但漂白了以殘酷手段賺來的錢,而且將它轉變為對民主社會的影響力。萊許寫道,這些新基金會「引發社會不安,因為被認為是極度反民主的機構,除非受到一群特別挑選的託管人管理,否則可能是難以根絕且無法可管的實體」。萊許引述長期擔任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論派牧師約翰‧海內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的批評:

我毫不懷疑現在指導這些基金會的人,例如,代表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人,是有智慧、有見解和有遠見的人,而且有最良善的動機……我的觀點是從民主的整體思想來看……從這個觀點,讓我認為這個基金會和角色一定很厭惡整個民主社會的概念。

正如萊許指出的,今日要聽到這種批評已經很難得了。「我們已走過漫長的一百年,」他寫道:「慈善在今日廣受尊崇,富人創立的基金會不再受到公眾或政治上的質疑,而是獲得公民的感激。」現在很難想像美國總統或許多具有影響力的記者,譴責富人捐獻金錢。的確,在偶有記者違反這個規則時,其他記者會很快強化這個規則。慈善內幕(Inside Philanthropy)網站創辦人,也是這個領域少數具有批判精神的有影響力記者大衛‧卡拉漢(David Callahan),最近出版一本談論這個主題的書籍《施予者》(The Givers),《紐約時報》書評人也是一位同行記者的態度,透露出這些施予者藉由一個世紀以來的說服得到多少效果:「許多讀者會氣惱地雙手一攤:難道我們現在應該抱怨有錢人變得太有社會意識嗎?這個作家到底想要什麼?」

在二十世紀初對慈善的顧忌很普遍時,人們可能很難想像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的記者斥責同行記者批評菁英的權力。但是那個時代和今日不同,回饋金錢無法買到對施捨者的寬恕,無法讓人無視於金錢的來源並保持緘默,不會讓記者感覺對富人抱歉和急於為他們辯護,也封鎖不住人們質疑為富人製造財富的體制。當時的慈善文化是人們創造出來並逐漸普及的,而在創造這種新文化的思想貢獻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卡內基在一八八九年寫的一篇文章,當時他正是一個對未來會如何看待慈善最感興趣的人。

卡內基以〈財富〉為標題的文章,被後人稱為他的「財富福音」,這篇文章協助建立慈善的新願景,不僅反駁他和其他人面對的種種批評,並且有效地瓦解批評者與質疑者的正當性,還質疑他們質疑的權利。卡內基先澄清所有對他和其他施捨者如何賺錢的嚴厲指控,並紓解對私人權力支配民主體制公共事務的憂慮。批評者似乎想要一個卡內基和洛克斐勒不以極端手段奪取金錢的世界,如此將使他們擁有較少可以施捨的財富,進而限制他們可以發揮的影響力。如果卡內基想要反駁這一點,就必須辯稱先有極端的奪取,接著以極端的施捨是最佳選項。

發表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的卡內基福音,先聰明地指出批評者思想的謬誤,他宣稱不平等是壞事,但卻是真正進步無可避免的代價。「人類生活的條件不僅被改變了,而且是有了革命性改變。」卡內基寫道。不平等是比外表看來更好的東西,他解釋:「我們今日所見百萬富翁的豪宅和工人陋屋的對照,反映出文明帶來的改變。然而,這種改變不應該引起悲嘆,而應被視為十分有益且受到歡迎。」階層的形成是進步向前的代價。

當然,即使不平等是進步的代價,當時崛起的百萬富翁不一定要從他們的事業裡壓榨這麼多財富,也不必然要給勞工這麼低的薪資。如果沒有這種貪婪,勞工就能改善陋屋,即使不是升級為豪宅,至少也有像樣的房子。卡內基駁斥這種說法,他說,沒有別的選擇,你必須以最積極甚至吝嗇的方式營運,否則只有倒閉一途:在競爭法則下,僱用數千人的雇主被迫斤斤計較經濟的計算,其中支付給勞工的薪水是重要項目,而且雇主與受僱者、資本與勞動、富人和窮人之間總是會有摩擦。

這是卡內基的兩步驟思想的第一步:如果你想要進步,就必須讓富人盡一切可能賺錢,甚至讓不平等擴大。他說,企業家值得擁有這個許可,因為「組織與管理是罕見的才能」,它的方法是不容質疑的。卡內基寫道:因此,我們接受並歡迎一些必須容忍的條件;環境的大幅不平等;企業、工業和商業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如果有人質疑這些企業管理者的智慧,卡內基說,他們的才能已被「擁有才能者總是獲得巨大報酬的事實所證明」。換句話說,富人必須可以盡其所能賺錢,因為當他們可以這麼做時,往往可以賺很多錢,進而帶來所有人的進步。

卡內基以這些概念來有效地宣稱,創造財富的經濟體制是無庸討論的。現在可以來談福音的另一半─施捨:這引發一個問題,如果前面說的屬實,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唯一問題,就是在文明創立的法律下,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財富的正確管理模式是什麼?

卡內基權衡不同的施捨財富方法,並嘲弄其中最常見的兩種:交給後代子孫與在死後施捨。前者培養出庸弱的子孫,後者則是浪費潛在的協助時間,並且讓受益者等待富人死亡。事實上,卡內基有別於當時和現在的許多人,認為懲罰性的遺產稅可以鼓勵慈善,「在所有形式的稅法中,這似乎最明智」。如果富人知道大部分財產在死後會消失,可能會在活著時就被說服捐獻出來做善事。

主動施捨自己的財富,是卡內基唯一支持的方法,因為依他所見,財富屬於社會,擁有就是囤積。富人應實踐「適度、不浮誇的生活,避免炫耀或奢華」。對於保留的財富,他「只是比他貧窮同胞的代理人和託管人」。囤積因此類似於從公眾盜竊:一輩子持續囤積大量財富的人應該知道,善用財富在公益用途將會造福社會,也應該知道以國家為形式的社會不能被剝奪應得的一份。

合理化極端奪取的人在這裡鋪陳一項極端施捨的理論,它很動聽,不只是因為施捨給大眾,還宣稱你不需要,而大眾可以拿來利用的錢並非真的是你的錢。卡內基提出一個你有權想盡辦法賺錢的極端思想,和你有義務回饋的極端思想。「它是一個奇怪、聽起來矛盾的畫面。」歷史學家李維寫道:「卡內基坐在書桌前,寫信給在卡內基鋼鐵公司(Carngie Steel Company)的助手,要求他們減薪,然後寫信給另一個慈善助手,給他錢(藉由減薪賺來的錢)任意施捨。」

所以,對卡內基來說,不平等只是奪取階段與施捨階段之間的短暫狀態。他寫道,回饋是「財富暫時不平等分配的真正解藥,是富裕與貧窮的和解─一個和諧的統治」。這種暫時不平等的思想很重要:對卡內基而言,不平等是短暫的─是進步所不可或缺,但是很快可以因為進步的果實而逆轉。

贏家全拿:史上最划算的交易,以慈善奪取世界的假面菁英

(本文摘自阿南德‧葛德哈拉德斯著《贏家全拿:史上最划算的交易,以慈善奪取世界的假面菁英》,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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