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為何成為經典?

編按: 作家吳曉波,從上千本書中挑選五十本商業經典 ,帶你理解我們所認知的商業世界 。以下摘自新書《當商業開始改變世界:從亞當.斯密到巴菲特,探看近300年世界商業思潮演變與影響》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黃仁宇

「西元一五八七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在當代歷史學者所寫的浩如煙海的書籍中,這可能是最著名的一個開場白了。讀者在開卷的第一刻就被作者帶進了一個懸念:既然這一年「無大事可敘」,又實為平平淡淡,那麼,你為什麼要用一部書的篇幅去寫它呢?

而撲朔迷離的疑問背後,卻又浮出了作者無比的雄心:你即便在大海的任何一個角落勺起一杯水,我都能告訴你整個大海的祕密。

《萬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作者黃仁宇(1918-2000),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它一直是全國書店銷量排名第一的歷史類書籍。在這本不厚的圖書裡,難以計數的青年人第一次找到了閱讀中國歷史的樂趣。

歷史如舞臺,定格於一時

黃仁宇不是學歷史出身的,他就讀的學校是黃埔軍校成都分校,在砲火瀰漫的二十世紀四○年代,他在國民黨軍隊當排長、代理連長,先是與日本人戰,再與共產黨軍隊戰,曾獲陸海空軍一等獎章,最高的軍銜是少校參謀。

一九四九年後,黃仁宇倉皇逃到美國,在餐廳洗碗碟,在堆棧做小工,為了謀生,意外闖入歷史學界。他的老師是比他小十二歲的余英時,博士論文做的是明朝的漕運與財稅政策。因半路出家,他不被小小的海外中國史學圈所待見,惶惶任教於一些三流的美國大學,如果沒有《萬曆十五年》,他早已寂於芸芸眾生。

也正因為可憐的邊緣化狀態,反倒讓黃仁宇全然沒有了「學術韁繩」的約束,他的寫作掙脫了所謂的「學院圈格」,自成一派,肆意汪洋。

在成名後,他有點得意地寫道:「不時有人說及,黃仁宇著書缺乏歷史的嚴肅性,他們沒有想到,我經過一段時間奮鬥才摒除了所謂嚴肅性。」

《萬曆十五年》共七章,其實是幾個人物特寫,分別是一個皇帝(萬曆)、兩個首輔(申時行和張居正)、一個清官(海瑞)、一個將軍(戚繼光)和一個文人(李贄),描述他們在萬曆十五年前後的行跡。在開篇處,黃仁宇有意無意地給出了一個全球化的視角:「一五八七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

帝國「無大事可敘」,暗合的是一種無進無退、休眠般的「超穩定結構」。在地理大發現和文藝復興運動已經到來的時刻,地球上人口最多、經濟體量最大的帝國卻毫無進步的生機可言。黃仁宇以細膩的筆觸呈現了種種的細節,從廟堂上的勾心鬥角、後宮裡的杯水波瀾,到禮教的口水爭執及沿海邊境的剿寇行動,歷史如舞臺,定格於一時,各色人物隆重登場,無比地熱鬧,卻又寂寥得令人心慌。

陳從周說,最好的園林應當「疏可跑馬,密不容針」,黃仁宇的歷史寫作近乎矣。

當代制度視野下的歷史剖析

黃仁宇給自己的歷史觀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大歷史觀」。迄今,這個名詞如同「圍城」,史學界的人大多嗤之以鼻,而圈外的歷史愛好者們卻似乎津津樂道。

「大歷史觀」的所謂「大」,有兩層含義。一是今人對古人的合理化解讀。

陳寅恪在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時曾提及:「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錢穆把陳先生的觀點更提煉為「溫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在西方史界也有類似的觀點,經濟史學家熊彼得便認為:「歷史學家鋪陳往事,最重要的任務,是把今人的立場解釋得合理化。」

黃仁宇自己的解釋是:「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蹟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

另一層含義是當代制度視野下的歷史剖析。

黃仁宇把中國傳統社會的結構形容為「潛水艇夾肉麵包」。上面是一塊長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中間則是三個基本組織原則,是為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治和人權。

這樣的一塊「潛水艇夾肉麵包」,以中央集權為特徵,技術不能展開,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效能最低的因素為標準。萬曆十五年是一塊這樣的麵包,此前一千年亦是,此後兩百五十三年遭遇鴉片戰爭的清帝國亦是,而黃仁宇親歷的中華民國竟也同樣如是。

在這樣的描述中,稍有心機的讀者大抵能品出作者的苦心了:一個當代的中國人,我們應如何在自己的身上,揚棄這塊千年不變的「潛水艇夾肉麵包」?

當代中國的前世來路

作為一個經歷了戰亂的歷史學者,黃仁宇對中國現代化的多難與曲折,自有無從掩飾的切膚之痛。他所關心的萬曆十五年,是當代中國的前世來路,若要解開那襲爬滿蝨子的華袍,必須從「制度」的鈕扣上下手。

黃仁宇的博士論文治的是財稅史,他驚奇地發現,偌大帝國的治理,無論是救災還是征戰,均沒有數字的管理:「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中國是全世界最早進行職業分工的國家,早在西元前七世紀就有了「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可是卻在私人產權的認定上,掉進了「道德的陷阱」。

地方官所關心的是他們的考核,而考核的主要標準乃是田賦之能否按時如額繳納,社會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業的發展,則照例不在他們的職責範圍之內。何況商業的發展,如照資本主義的產權法,必須承認私人財產的絕對性。這絕對性超過傳統的道德觀念,就這一點,即與「四書」所宣導的宗旨相悖。 正是在美國那間侷促的書房裡,幽夜微燭之下,前少校軍官黃仁宇從僵硬的中國歷史身軀中取出一小段,在現代的顯微鏡下細緻觀摩。他眼中含的淚,掌裡握的恨,筆下滴的血,若非本國人,恐難體會。

當商業開始改變世界:從亞當.斯密到巴菲特,探看近300年世界商業思潮演變與影響

(本文摘自吳曉波著《當商業開始改變世界:從亞當.斯密到巴菲特,探看近300年世界商業思潮演變與影響》,遠流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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