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悲歌!追求累積財富是個陷阱

即使我們自認知道自己財產的市場價值,也明白價值隨時可能改變,卻不太能做什麼有效的干預。當財產被視為等同於其所代表的價值,那麼擁有的東西就是人們生產總和的一小部分。

儘管中產階級的追求造成了沮喪,我們依然頑強堅持下去。我們對財產的堅毅態度幾乎是身不由己的,獲取財產似乎是追求安全感,或者至少是追求富裕的一個必要步驟,讓我們把目光放得更高。我們把它定位為一種投資,就算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不一定是好的也一樣。作為一項投資,財產代表了負責任和具前瞻性成年人的穩重特質,部分是為了抗衡來自工作、政府或親屬的支持不足,或者事與願違時的手段。如果不是投資在房產、養老金、保險單、儲蓄帳戶、金融資產、學位或專業證照,我們還要投資什麼呢?

我們期望自己的投資可以產生預期的結果,這些結果只要足以維繫我們尋求安全的價值即可,不必完全等於或大於初始值。不過,如果經濟必須透過無止盡的投資和風險事業來增長,那麼財產就無法提供安全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財產和廣泛持續的投資有密切關聯:從工作者那裡吸取資金,然後引導到市場。為了吸引所有人,投資必須提供實際可見的回報。但是為了讓積累可以不受阻礙地持續下去,這些回報必須在政治可接受的範圍內,誠如法蘭克.奈特所暗示的那樣,是臨時、短暫的。重要的是,這不容許我們停止投資,也肯定不允許我們當中太多人就此以逸待勞、收取租金。

因為財產具有抽象性,所以即以這個概念引誘人。它不是哪一個特定的房屋、汽車或是儲蓄帳戶,不是一張印有幣別符號的紙,也不是保險單、學位文憑或專業證照,而是包含所有這些東西的類別,是獲得這些東西所帶來之市場價值的途徑。但在資本主義的體系中,價值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即使我們自認知道自己財產的市場價值,也明白價值隨時可能改變,卻不太能做什麼有效的干預。當財產被視為等同於其所代表的價值,那麼擁有的東西就是人們生產總和的一小部分。

我們盡可能藉著多樣化投資來避免賭注的損失。我們賣力爭取、投資,並控制著自認將來最有可能產生回報的財產,期待某一天至少能取回自己投入的價值。如有疑慮,就在一個人人都需為收入和資源競爭的環境中,將視線轉向財產能提供給我們的優勢。當工作收入和其他資源變得不可靠或稀少時,財產吸引我們的地方在於,那些擁有較多財產的人會比財產較少的人更具優勢,縱使財產價值下降,這些優勢仍會持續存在。財產的相對價值所具備的競爭優勢,成為真正安全和富裕的替代品。

出於「財產提供安全保障」的幻想而購置財產,並且渴望獲得更多財產的舉措,其實很像被中產階級的想法所迷惑,卻同時哀歎該階級的壓力那樣。通常情況會是,上述兩者所隱含的「社會階級流動操之在我」概念,都為同樣的鬥爭增添活力。當局耗費諸多社會和政治能量,以求降低構成生活成本之事物的價格。房屋、證照和保險的價格飆升,使得無力負擔的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因此產生所謂「最低生活標準的成本上升」:過去幾代人所享有的生活水準,對於這一代人來說是遙不可及的。

財產價值不穩定的一個副作用,是炫耀性消費的重新抬頭。消費和所有權通常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大多數人只能藉由儲蓄或是犧牲當下的揮霍,來支付房屋、養老金或文憑等昂貴的資產,因此,購買華麗或炫耀性質物品以從人群中脫穎而出的做法,通常不被認為是中產階級的行為,反倒經常與低收入群體中相對成功的成員聯繫在一起。有人解釋說,那些財富不多的人更需要透過物質來表示自己的相對成功。

但是,一旦不確定性也滲透到自我認同為中產階級之族群的生活中,情況也隨之改變。瑞秋.海曼(Rachel Heiman)在關於美國郊區居民的人種學研究中,發現他們會將自己的不安全感,轉化為高調展示豪華休旅車、高端運動裝備、更大的住房和引人注目的建築裝飾品等舉動。他們所獲取的成功的脆弱性,引發他們在外表上競相擺闊。

如今,財產再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也比工作更加有利可圖,但與十九世紀相比,它卻是波動、易變的。除非善加管理並進行再投資,否則成堆的鈔票很可能會從你眼前消失。

對所有權不平等的擔憂有時會轉為對富裕菁英的反感,但只專注於抗議和改革財富分配,卻不在乎改變生產和再生產條件,因此能取得的成果有限。對於我們當中那些花較多時間在擘劃未來和照顧所愛的人,而非志在改造社會的人來說,對於不平等及其影響的高度覺察,促使我們一心一意繼續投資財產以求在經濟上可以應付裕如(即使我們的努力適得其反也在所不惜);或是社會投資意在提升我們共同財產的價值,即使它所製造的人際連結是工具性的、脆弱的也一樣;又或是追求租金(能讓我們相較於他人的優勢存續下去,並且防止我們的衰敗);即使這加劇了我們在追求這些東西時的競爭壓力,即使這些東西無論如何都沒有給我們帶來多少安全感。

如今,金融市場決定我們完全或部分擁有之一切東西的價格,其方式遠不如以前直觀。銀行以房屋抵押貸款的形式,將我們的房產分解成小塊,再將其作為切割的投資產品打包銷售。保險公司、養老基金、互助基金和私募股權公司等機構投資者,匯集了我們的存款並投資於這些產品和其他企業,將我們與他們雙方的利益綁在一起,產生了鞏固金融主導地位的巨量投資。我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財產擁有者,因為我們是透過投資組合(包括公司股份和「捆綁收益」[bundled revenues]),或是間接透過抵押的房屋和投資的儲蓄,變成了整個經濟利益或風險的共享者或共擔者。身為不怎麼出色的所有權人,我們的財富只能仰仗企業利潤,或是較高的帳戶存款利率等事物。

從積累的角度來看,透過資本市場對投資進行「共有財政資源的調整」(financial pooling),意味著彌補了私人財產的浪費性囤積,以及減少能產生利潤之資本流動的障礙。我們擁有的財產被分解為抽象的組成部分,然後投資於經濟企業,並可以自由地找到最高的回報率或損失風險。這自然而然就會發生,不需要我們去引導方向。在這個過程中,為了提供股東所需的回報,工作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工作效率越高,生產相同數量的商品所需的工作時間就越少。

慣常的資本主義動力隨之而來,工作人口增加的速度快於有酬工作數量的增加,缺乏有利可圖之投資機會的資本,則仍處於閒置狀態。投資的增加有益於利潤的產生,然而投資的總價值不能以我們實際可使用的任何形式吸收回社會,這種不平衡導致金融危機,並且對我們的財產和投資價值造成嚴重破壞。 我們的父母和祖父母的成功故事,也就是他們因為獲得物質和非物質財產而提高社會地位的故事,這都令財產顯現牢靠的外表,但是貨幣貶值、金融危機、榮枯更迭等現象,讓我們想起財產的基礎是多麼脆弱。

中產悲歌:面對薪資停滯、金融危機、稅賦不公,中產階級如何改寫未來?

(本文摘自哈達絲.維斯著《中產悲歌:面對薪資停滯、金融危機、稅賦不公,中產階級如何改寫未來?》,時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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