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經濟成長的靈藥

編按: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與杜芙若指出,我們當前面臨的各種核心經濟議題(移民、貿易、經濟成長、貧富不均、環境惡化),在群眾氣憤狂熱的直覺反應,以及死抱教條的「專家」說法夾擊之下,讓本就困難的情況變得更加棘手。他們認為,唯有根據不斷累積更新的研究結果,以承認自己未必正確的謙虛態度多方思考,才能穿透各種過度簡化的武斷意見,找出合適的做法。本文摘自其著作《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

經濟成長對非常貧窮的國家仍十分重要。對那些相信梭羅模型或羅默模型的人來說,世上至今仍存在的極端貧窮是一種可悲的浪費,因為問題其實有簡單的解決方法。在梭羅模型中,窮國可以藉由儲蓄和投資加快經濟成長。而如果窮國的成長速度沒有快過富裕國家,羅默模型告訴我們,那一定是因為窮國奉行了不好的政策。

羅默二○○八年寫道:「最窮的國家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所需要的知識,先進國家已經具備。」

他接著提出他對如何促進經濟成長的見解:
如果一個窮國投資在教育上,而且不破壞其公民從世上其他地方獲取知識的誘因,它將可以迅速利用全世界既有知識中公開的那部分。此外,如果它提供誘因鼓勵非公開的知識在境內投入應用(例如藉由保護外國的專利、版權和牌照;容許外國公司進行直接投資;保護財產權;以及避免嚴厲的規範管制和高邊際稅率),它的公民很快就能從事最先進的生產活動。

這聽起來像是右派的老生常談:低稅,減少規範管制,政府減少介入—教育和保護私有產權是例外。羅默二○○八年寫這篇文章時,這種論調已經為人熟知,而我們也已經知道,這種觀點是否成立大有疑問。

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成長經濟學家最喜歡的實證研究之一是跨國成長迴歸分析。這種研究利用數據預測經濟成長表現,它所採用的數據幾乎涵蓋所有方面,包括教育與投資、貪腐與貧富差距、文化與宗教,以及國家與海洋或赤道的距離。其目的是找出一個國家有哪些政策有助預測其經濟成長表現(研究者希望這些政策能影響經濟成長)。但這種研究方式最終還是碰壁。

它遇到兩個問題。首先,正如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同一個國家的經濟成長率常常每隔十年或二十年就發生戲劇性的變化,但期間該國其他方面並未出現任何明顯的變化(伊斯特利常直言質疑「專家」是否有能力就如何促進經濟成長提出任何有用的見解)。在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巴西的經濟成長速度位居世界前列;但從一九八○年起,巴西經濟實質上停止成長二十年,直到二○○○年代才恢復成長,然後在二○一○年之後又停止成長。

本章稍早提到,盧卡斯在一場著名的演講中對印度經濟成長緩慢表示不解,但印度經濟差不多就在那場演講之後開始加速成長。過去三十年裡,印度是全球經濟中成長表現出色的國家之一。而另一方面,盧卡斯希望印度仿效的印尼和埃及,隨後卻陷入經濟困境。再舉一個例子:孟加拉在一九七○年代曾被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稱為「癱瘓國」,但該國的經濟成長率在一九九○和二○○○年代多數年分達到五%或以上,二○一六和一七年更是超過七%,使它成為世界上成長最快的二十個經濟體之一。

第二個問題可能更根本:試圖找出可以預測經濟成長表現的因素,其實並無意義。在國家的層面,幾乎所有事物某程度上都是其他事物造成的。以教育為例,這是早期的跨國成長文獻強調的一個因素。一個國家在教育方面的表現,某程度上顯然取決於政府在管理學校和資助教育方面的效能。擅長提供良好教育的政府很可能也擅長其他事情,例如這個國家的道路建設和管理也可能做得很好。如果我們發現教育辦得好的地方經濟成長較快,那可能是拜相關的其他政策所賜。此外,當然也有可能在經濟表現出色時,人們更有決心為他們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因此經濟成長可能促進了教育,而非只是教育促進了經濟成長。

較普遍而言,各國之間有很多不同,各國的政策也有很多不同,結果我們試圖用來解釋經濟成長表現的因素比國家的數目更多,包括我們可能從未想到或無法衡量的許多因素。因此,這些跨國比較分析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自己選擇納入的因素有多大的信心。因為我們其實沒有有力的理由支持這些選擇,我們認為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放棄這種研究方式。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沒有從這種研究中學到任何東西。例如有些研究者試圖明確區分因與果,結果產生了一些令人非常驚訝的發現。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江森(Simon Johnson)和羅賓森(Jim Robinson)合撰的兩篇經典論文就提出了當中最受注目的發現(他們三人被親切地合稱為AJR)。

他們的研究發現,那些在歐洲殖民初期、殖民者死亡率高的國家,現在的境況往往仍然很差。他們認為這是因為歐洲人當年不想定居於那些地方,於是選擇建立剝削原住民的殖民地,在那裡建立使少數歐洲人可以統治大量原住民的制度,後者種植甘蔗、棉花或開採鑽石,然後由歐洲人賣出去。

相對之下,那些起初人煙稀少、殖民者較少死於瘧疾之類疾病的地方(例如紐西蘭和澳洲),則有大量歐洲人定居。結果這些地方得到了當時歐洲人正在發展的制度,最後為現代資本主義奠定了基礎。艾塞默魯等人證明,數百年前的殖民者死亡率能夠良好預測一個國家現今的某些情況,例如當代制度對商業友善的程度。那些數百年前殖民者死亡率相當低、現在對商業友善的國家,往往比情況相反的國家富裕得多。

雖然這並未證明對商業友善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因為真正重要的因素可能是歐洲人帶來的文化,或政治傳統,或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但它確實意味著一些非常長期的因素與國家的經濟表現有很大的關係。此一寬泛見解已獲得若干其他研究證實,而其實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歷史學家一直堅持的觀點。

但是,這一切對現在各國切實可以做什麼有何啟示?它告訴我們,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國家在現代享有出色的經濟表現,那你的國家在一六○○至一九○○年間最好是人煙稀少、瘧疾之類的致命疾病較少,而且有大量歐洲人前來定居(雖然如果你剛好是那個年代的原住民,你會覺得這實在難以接受)。這是否意味著在如今截然不同的環境下,各國應該努力吸引歐洲人前來定居?幾乎肯定不是。在前現代時期,殖民者得以將他們的制度強加於殖民地,有賴一種無情地漠視原住民習俗與生命的態度,而這在今天已經不大可能(幸虧如此,感謝上帝)。

這一切也沒有告訴我們,現在建立某一套制度是否有幫助,因為那些證據強調的制度差異,根源在於數百年前發生的事件。這是否意味著制度需要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才可能發揮作用?(畢竟現今的美國憲法與它面世時已大有不同,因為兩百年來的法學研究、公共辯論和公眾參與豐富了其內涵。)若是如此,肯亞或委內瑞拉的公民是否只能耐心等待?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在那些對商業友善程度相若的國家中,總體經濟政策良好的傳統指標(例如開放貿易、低通膨之類,也就是羅默希望各國能堅持的)似乎都無法預測人均GDP。另一方面,雖然奉行「壞」政策的國家確實成長得較慢,它們也比較可能有「較差」的制度(以這些文獻採用的標準來衡量,例如對商業比較不友善);我們因此難以確定它們的經濟表現不佳是因為政策不好,還是因為它們不好的制度產生了其他副作用。沒有什麼證據顯示政策可以獨立產生作用,不受制度品質影響。

那我們究竟可以學到什麼教訓?相對明確的是,我們應該避開某些東西,例如惡性通膨;嚴重偏高的固定匯率;蘇聯、毛澤東或北韓模式的共產主義;以及印度一九七○年代政府對私營企業那種全面控制(從造船到製鞋,一切由國家掌控)。這對我們解決現今多數國家面臨的問題沒有幫助,因為除了委內瑞拉的狂人,似乎沒有人對這些極端的選項真有興趣。例如越南和緬甸想知道的是,考慮到中國驚人的經濟成就,它們是否應該模仿中國的經濟模式,而不是該不該模仿北韓。

問題在於雖然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市場經濟,一如越南和緬甸,但中國的資本主義模式與典型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或甚至歐洲模式相去甚遠。在二○一四年的財星全球五百大公司中,中國有九十五家公司上榜,其中七十五家為國有企業,雖然它們的組織形式類似私營企業。

中國的銀行多數是國有的。中國的土地和貸款如何分配,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決定。政府也決定哪些人搬去哪裡,進而決定各產業的勞動力供給。人民幣匯率被維持在偏低的水準約二十五年,代價是中國以接近零的利率借了數千億美元的資金給美國。在農業方面,因為所有土地都歸國家所有,土地使用權的分配由地方政府決定。如果這是資本主義,那麼它無疑具有強烈的中國特色。

事實上,儘管中國奇蹟近年使許多人興奮不已,但在一九八○年,甚至到了一九九○年,很少經濟學家預料到今天的情況。我們在外面演講時,講完我們研究的國家之後,往往會有人站起來問我們:為什麼我們所講的國家(無論是哪一國)不直接模仿中國?但我們一直不確定應該仿效中國經驗的哪一部分。我們應該從哪裡開始?是鄧小平的中國嗎(當時中國非常貧窮,教育和醫療系統相對優秀,民眾收入非常平均)?還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場徹底消除昔日菁英的文化優勢、賦予所有人均等競爭條件的勇敢嘗試)?還是一九三○年代的中國(當時中國遭受日本侵略,中國人尊嚴受創)?抑或我們應該回顧五千年的中國歷史?

若想參考日本和韓國的經驗,也會遇到類似的困難:兩國政府最初都奉行積極的產業政策(某程度上至今仍是這樣),決定發展哪些產業成為重要的出口產業,以及決定投資在哪裡。新加坡方面,人人都必須將一大部分收入存入中央公積金,讓國家利用他們的儲蓄來建設居住基礎設施。

在所有這些案例中,經濟學家之間爭論的一直是:經濟成長是由於政府選擇了特定的非傳統政策,或者是雖然政府採行了這些政策,經濟卻仍得以成長?可以預料的是,每一個案例都沒有明確的結論。東亞國家是否只是走運,抑或它們的成就真有值得學習的寶貴經驗?這些國家在開始快速成長之前飽受戰爭摧殘,所以它們的快速成長有一部分可能只是自然反彈。有些人認為東亞經驗可以證明某種經濟發展方式特別有效,其實只是在做夢;根本沒有辦法能證明這種說法。 結論是窮國一如富裕國家,並沒有公認有效的方法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如今連專家似乎也已經接受這一點。

二○○六年,世界銀行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賓斯(Michael Spence)去帶領世銀的成長與發展委員會。史賓斯起初拒絕,但後來受專家小組成員(包括梭羅在內的一群傑出學者)的熱情感動,接受了任命。但他們最終提交的報告承認,促進經濟成長並沒有普遍適用的原則,各國的成長經驗全都各有不同。伊斯特利對此結論的評價或許不大客氣,但相當準確:「由二十一名世界級領袖和專家組成的委員會、一個有十一名成員的工作小組,加上三百名學術專家工作了兩年,辦了十二個工作坊、十三場討論會,花了四百萬美元之後,對於如何達成高成長的問題,這些專家的答案是:我們不知道,但請相信專家會找到答案。」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

(本文摘自阿比吉特.班納吉、艾絲特.杜芙若著《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春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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