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

編按: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與杜芙若指出,我們當前面臨的各種核心經濟議題(移民、貿易、經濟成長、貧富不均、環境惡化),在群眾氣憤狂熱的直覺反應,以及死抱教條的「專家」說法夾擊之下,讓本就困難的情況變得更加棘手。他們認為,唯有根據不斷累積更新的研究結果,以承認自己未必正確的謙虛態度多方思考,才能穿透各種過度簡化的武斷意見,找出合適的做法。本文摘自其著作《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

一名女士從醫生那裡得知自己只剩下半年的壽命。醫生建議她嫁給一名經濟學家,然後搬到南達科塔州。
女士:「這可以治好我的病嗎?」
醫生:「不行,但你會覺得那半年很長。」

眼下是個日趨極端化的時代。從匈牙利到印度,從菲律賓到美國,從英國到巴西,從印尼到義大利,左派與右派之間的公開對話愈來愈像高聲的互相謾罵,雙方肆意說出傷人的話,幾乎完全不留和解的餘地。在我們生活和工作的美國,分裂投票(譯按:在選舉中有多票可投時,選擇支持兩個或以上的政黨)的比例處於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兩大黨的支持者高達八一%對另一大黨持負面看法。六一%的民主黨人表示,他們認為共和黨人具有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偏執狂。五四%的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人心懷惡意。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表示,如果近親與另一個政治陣營的人結婚,他們會很失望。

在法國和印度這兩個我們也待了很長時間的國家,我們所屬的「開明」自由派菁英圈子在討論政治右派崛起的時候,愈來愈常出現某種末世論調。大家明確覺得我們認知當中基於民主和論辯的文明正受到威脅。

做為社會科學家,我們的職責是提出事實和對事實的解釋,希望有助調解這些分歧,幫助對立的雙方明白對方在說什麼,從而凝聚共識或保持合理的意見分歧。只要雙方願意互相尊重,民主可以與異議共存。但尊重需要某種程度的理解。

當前形勢之所以特別令人擔憂,是因為這種對話的空間似乎愈來愈小。大家的觀點似乎出現了「部落化」的趨勢,而且不是只在政治方面,連我們面臨哪些重大社會問題和應該怎麼做也是這樣。一項大規模調查發現,美國人對範圍廣泛的各種議題的看法就像一串串的葡萄。某些核心信念(例如對性別角色,或努力工作是否一定會成功的看法)相同的人,似乎就會對一系列的議題(從移民到貿易,從貧富不均到賦稅以至政府的角色)持有相同的看法。這些核心信念比他們的所得水準、在人口統計中屬於什麼群體或住在哪裡,更能預測他們的政策觀點。

這些議題在政治論述中極受重視,而且不是只有美國如此。移民、貿易、賦稅、政府的角色,在歐洲、印度、南非或越南都是富爭議的議題。但太多人對這些議題的看法完全是基於對特定個人價值觀的確認(「我支持移民,因為我是慷慨的人」;「我反對移民,因為移民危及我們的國族認同」)。如果有東西支持這些看法,那也只是一些編造出來的數字和對事實過分簡化的解釋。沒有人真的非常認真思考這些議題本身。

這真的很慘,因為我們似乎已經陷入艱困時代。受貿易擴張和中國驚人的經濟成就激勵,全球經濟經歷了一段強勁成長的繁榮期,但隨著中國經濟成長放緩和貿易戰烽煙四起,這種好日子可能已經結束。因為這段榮景期而經濟蓬勃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如今正開始思考接下來怎麼辦。當然,在多數的富裕西方國家,經濟成長緩慢如今完全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我們看到這些國家的社會契約正迅速損壞,這才是特別令人擔憂的事。我們似乎回到了狄更斯筆下《艱難時世》(Hard Times)那樣的世界,有錢人與日益孤立的窮人對立,沒有人知道問題該怎麼解決。

經濟與經濟政策問題是當前危機的核心。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促進經濟成長嗎?這是否不該是西方富國的優先要務?此外還有什麼重要問題?世界各地貧富不均急速惡化是不是嚴重的問題?國際貿易本身是問題還是解方?它對貧富不均有什麼影響?貿易的前景如何—勞動成本更低的國家能否吸引全球製造業離開中國?移民問題呢?低技術移民真的太多了嗎?新科技呢?例如我們是應該擔心人工智慧崛起,還是應該加以慶祝?或許最迫切的問題是,社會要怎麼幫助那些被市場拋在後頭的人?

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是一條推特貼文(tweet)就能解釋。許多人因此只想迴避問題。受此影響,各國在解決當代最迫切的難題方面幾無作為;它們繼續助長憤怒和不信任,使我們走向極端,使我們更加無法對話、一起思考問題和設法做些什麼。情況常常使人覺得像是在惡性循環。

經濟學家對這些重大議題有很多見解。他們研究移民對工資的影響,研究稅制是否阻礙進取精神,研究重分配政策是否鼓勵人懶惰度日。他們思考國與國之間進行貿易所造成的影響,並對誰將成為贏家和輸家提出有用的預測。他們致力瞭解為什麼有些國家的經濟能夠成長,有些國家則停滯不前,以及政府是否可以做些什麼來促進經濟成長。他們蒐集資料以瞭解是什麼因素令人慷慨或審慎,是什麼原因令人願意離鄉背井,以及社群媒體如何利用我們的偏見。

最新的經濟學研究提出的見解往往令人驚訝,對那些習慣從電視上的「經濟學家」和高中教科書得到簡單答案的人來說尤其如此。針對上面提到的爭論,我們可以從這些研究中得到新的啟示。

不幸的是,絕大多數人因為不夠信任經濟學家,所以不會認真傾聽他們的觀點。英國脫歐公投前夕,我們在英國的同事拚命警告公眾,英國脫歐代價高昂,但他們覺得自己無法使大眾聽進去。事實正是這樣。沒有人真的很關注經濟學家說什麼。二○一七年初,市調公司YouGov在英國做過一項民意調查,問了這個問題:「以下這些人談論他們的專業領域時,你最相信誰的見解?」護士排第一,八四%的受訪者信任他們。政治人物排在最後,只有五%的受訪者信任他們(但本地的國會代表得到較多人信任,有二○%)。經濟學家得到二五%的人信任,只略多於政治人物。氣象預報員得到的信任是經濟學家的兩倍。二○一八年秋,我們在美國向一萬人提出同一個問題(以及另外幾個有關經濟議題觀點的問題,調查結果將在本書好幾個地方談到)。結果同樣只有二五%的人信任經濟學家的經濟專業見解。只有政治人物得到的信任更低。

這種信任不足的問題反映在一個事實上:經濟學家之間就算對某些課題有專業上的共識,見解也往往與一般民眾的看法有系統性的差異。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定期訪問約四十名學界經濟學家對核心經濟議題的看法,他們全都是經濟學界公認的頂尖人物。本書將經常提到這份布斯經濟學家調查結果。我們選了布斯調查當中的十個問題,在我們自己的問卷調查中向一般人提問。在多數問題上,經濟學家和我們的受訪者意見截然不同。例如在布斯經濟學家調查中,幾乎每一名受訪者都不同意以下觀點:「美國對鋼鐵和鋁課徵新關稅,將會促進美國人的福祉。」但在我們的調查中,與經濟學家所見略同的受訪者只有三分之一。

我們的受訪者通常比經濟學家悲觀:四○%的經濟學家同意「二○一五年夏天開始德國遇到的這波難民湧入,將在隨後十年裡帶給德國經濟利益」,其他經濟學家絕大多數是不確定或不表示意見(只有一個回答不同意)。相較之下,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同意這個說法,而有三五%不同意。我們的受訪者也比較傾向認為機器人和人工智慧技術崛起將導致普遍的失業問題,而認為這些技術將創造出足夠多的額外財富來補償利益受損者的人也少得多。

這並不是因為經濟學家總是比其他人更喜歡自由放任的結果。曾有一項研究比較了經濟學家與一千名普通美國人對同樣的二十個問題的看法。結果顯示經濟學家遠比一般人更支持提高聯邦稅(九七.四%的經濟學家支持,普通美國人則是六六%)。經濟學家對政府在二○○八年危機之後採取的政策(為銀行紓困、刺激經濟之類),也遠比大眾更有信心。另一方面,六七%的普通美國人認為大公司執行長確實薪酬過高,但只有三九%的經濟學家認為是這樣。這項研究的關鍵發現是:整體而言,學界經濟學家的想法通常與一般美國人非常不同。就那二十個問題而言,經濟學家同意某一觀點的比例與普通美國人相差多達三十五個百分點。

此外,告訴受訪者著名經濟學家對那些問題的看法,並不會改變他們的觀點。針對專家觀點與大眾觀點顯著不同的三個問題,研究人員使用了不同的提問方式。針對部分受訪者,他們在提出問題之前先表示,「幾乎所有專家都同意……」;針對其他受訪者,他們直接提出問題。這對他們得到的答案幾乎沒有影響。例如,針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是否促進了一般人的福祉這個問題(九五%的經濟學家認為是),受訪者如果先被告知經濟學家的看法,有五一%的人認為是;如果沒有先被告知經濟學家的看法,則有四六%的人認為是。差別實在不大。由此看來,普通民眾似乎有很大一部分已經完全不再理會經濟學家對經濟問題的看法。

我們從不曾認為,經濟學家若與大眾觀點不同,對的一定是經濟學家。我們這些經濟學家往往過度沉迷於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時會忘了哪裡是科學的終點和意識形態的起點。我們基於一些假設回答政策問題,而這些假設因為是我們模型的一部分,已成為我們的第二天性,但這不代表它們一定是對的。但是,我們也掌握其他人沒有的一些有用的專業知識。本書(卑微)的目標,就是分享一些經濟學的知識,並針對當代最迫切和富爭議的議題重啟對話。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

(本文摘自阿比吉特.班納吉、艾絲特.杜芙若著《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春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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