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因斯:一位經濟學家的資格

傑出的經濟學家必須將多種天賦結合,而這很難能可貴。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是數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與哲學家。必須瞭解符號,並以文字加以表達。

他絕非天使。這位才氣縱橫的大經濟學家雖然優秀,但也只是個凡人,也有任何人都有的缺點和怪癖。他在玩橋牌時,從兩位伯爵夫人和一位公爵那裡贏得二十二英鎊而得意洋洋。他在阿爾及爾(Algiers)少付一位擦鞋者小費,還拒不認錯地說:「我不加入貨幣貶值的一方。」他可以非常和藹地對待思考緩慢的學生(他說,經濟學家要像牙醫一樣謙虛),但對氣味不相投的富貴人士卻不假辭色。

國民省銀行(National Provincial Bank)董事長哈利.戈森爵士(Sir Harry Goschen)曾主張「讓事情順其自然」。被觸怒的凱因斯回答說:「對這些自然的情緒,該微笑還是發怒?也許最好還是讓哈利爵士順他的自然吧。」

凱因斯很敬愛他的老師馬歇爾,也曾開玩笑地稱他為「蠢老頭」。在論及馬歇爾時,凱因斯詳細說明了一位經濟學家的資格。這雖不是在寫他自己,卻透露出其天才的線索:

研究經濟學似乎不需要特別超凡的天賦。就理智而言,它不是比哲學或純科學較高級的分支要容易得多嗎?這門學科雖容易,卻很少人能專精!或許這種矛盾現象,是因為傑出的經濟學家必須將多種天賦結合,而這很難能可貴。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是數學家、史學家、政治家與哲學家。他必須瞭解符號,並以文字加以表達。他必須在普遍性中思量特殊性,同時慮及抽象面與具體面。他必須依照過去,研究現在,放眼未來。人類的本性與制度都不該完全置之度外。他必須同時胸懷定見而又不偏不倚;像個藝術家那樣超然脫俗,但有時也像個政治家那樣涉足紅塵。

凱因斯說,因為馬歇爾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缺乏必要的破除偶像精神,因此他的經濟學未能深入社會,而他只能接近上述理想。凱因斯則比他更為接近:布隆伯利那種「沒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態度,注入了經濟學正統的聖域;這個世界再次被置於一位能看出其病灶的明眼人面前。此人在情感與理智上都有所倚靠,從而有意加以治療。若說他在經濟方面學有專精,在政治方面忠誠不移,而其願景便顯露在工程師般的頭腦與滿懷希望心靈的結合之中。

他的分析又如何?這就比較複雜了。從一九四○年到一九六○年代,美國學界都受「凱因斯式」經濟學支配,然後開始走下坡。堅定支持凱因斯的艾倫.布蘭德(Alan Blinder)說,到了一九八○年,「很難在四十歲以下的美國經濟學者中,找到自稱信奉凱因斯主義的人」。

什麼原因造成這種戲劇性轉變?凱因斯「宏觀」的經濟角度,受大量開支的資金流動所支配,往往取決於難以預測的投資者之「動物精神」;而馬歇爾的「微觀」角度,則強調受買賣雙方理性動機控制之個別市場的核心地位。找不到令人滿意的方式來調和這兩種觀點,是凱因斯主義退潮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對於與通膨有關的貨幣問題的復興,也削弱了凱因斯主義。

在接下來的二十五年中,凱因斯所明確闡述的政府積極角色,逐漸為人所瞭解,而人們又再次相信,做為指導與驅動力量的個人行為,不會輸給凱因斯式的政策。 因此,凱因斯主義凋謝了,但它沒有消失。相反地,自一九八○年代起,我們進入一個經濟思想的新時代,對如何理解經濟沒有清楚的共識。其結果就和本文一樣,仍是一個願景的危機。這是缺乏清楚分析的規範不可避免的後果。

奇怪的是,此一缺漏影響到美國,某種程度上也影響英國,但對歐陸的影響卻小得多。這點或許很重要。歐陸經濟學家從未熱情擁護馬歇爾,對凱因斯也保持某種距離。在斯堪地那維亞、德國、荷蘭和法國反而出現一種微觀與宏觀的務實融合。此願景或可歸結為此一概念:資本主義是目前唯一可行的體系,但若沒有強而有力的政府,就無法滿足在日益全球化世界中競爭的需要,也無法提供在此過程中受害的人們感到滿意的福利與教育。其結果是個非常務實的「世俗」哲學,而美國還沒有找到與之相應的哲學。在將之落實前,我們要先找到它。

海爾布魯諾著《俗世哲學家: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商周出版提供

(本文摘自海爾布魯諾著《俗世哲學家: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商周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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