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

當這位年長的哲學家步入房間時,所有的人都起立致敬。他說:「諸位先生,請坐。」皮特回答:「不。我們要等您入坐後才坐下,因為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國富論》於一七七六年出版。兩年後,斯密奉派出掌愛丁堡海關,年薪六百鎊,而且幾乎不用做什麼事。斯密一直和母親住在一起,直到她在九十歲時去世為止。斯密的學者生涯始終祥和、平靜。直到最後,他都很安詳、滿足,而且心不在焉。

《國富論》絕不是一本教科書。亞當.斯密是為了他的時代,而不是他的課堂而寫作。他是在詳細解釋,一種對於治理帝國來說非常重要的學說,而不是一部在學術界流傳的抽象專著。他要斬殺的惡龍,在那時儘管有點疲倦,但還沒有氣絕。例如重商主義者的哲學,就耗費了超過兩百頁的篇幅,才被置於死地。

最後,這本書還具有革命性。當然,亞當.斯密並不贊成一場推翻紳士階級,擁戴貧苦大眾的動亂。然而《國富論》的意含卻有革命性。亞當.斯密並不是在為新興的資產階級辯護,這點和一般人所想像的不同。我們將會看見,他對資產階級的工作感到欽佩,卻對他們的動機存有疑慮。他也很留意廣大勞工群眾的需要。他的目標不在擁護任何一個階級,而在增進國家整體的財富。對亞當.斯密來說,儘管人們的消費量並不同,然而財富是由社會中所有人的消費所構成。在這種自然自由的社會(Society of Natural Liberty),既有貧困,也有財富。

亞當.斯密的願景,像是一個全新社會組織方式的藍圖。這就是政治經濟學的方式。就今日的術語來說,這就是經濟學的方式。

亞當.斯密對於兩個問題的解決方案特別有興趣。這也是該藍圖的核心。首先,他想揭露出讓社會凝聚在一起的機制。一個人人追逐己利的社群,怎麼可能不四分五裂呢?是什麼因素,使得每一個人的私務,得以和全體的需要相符?既沒有中央權威的規劃,也沒有古老傳統的穩定影響力,又怎麼能夠讓社會完成維繫其生存所必須的任務呢?

這些問題引導著亞當.斯密去構想市場的規律。用他的話來說,他所尋找的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讓「人們的私利與激情」,被引導到與「整個社會的利益最為一致」的方向。

首先,自利心驅使人們去從事任何社會願意支付酬勞的工作。亞當.斯密說:「我們能夠有東西吃,不是出於屠夫、釀酒人或麵包師的善心,而是他們的自利心。我們不要訴諸他們的仁愛心,而要訴諸他們的自愛心。不要和他們談論我們的需要,而要談論他們的利益。」

然而自利只顯示出這幅圖像的一半。它驅使人們採取行動。另外還必須有某種事物,用來防止利令智昏的人們讓社會付出過高的代價。僅靠自利心激起作為的社群,將會是一個無情奸商的社群。然而競爭,也就是市場中自利行為者之間的衝突,可以節制上述問題。

每一個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不顧其社會後果的人,都要面對一群有著同樣動機,追求同樣目標的對手。因此,每一個人反倒會過於急切地利用旁人的貪婪之心。當一個人利令智昏的時候,他的競爭對手早已把生意搶走了;假如某人的商品索價過高,或者給工人的薪資比別人給得低,他的客戶或員工就會流失。正如同《道德情操論》所述,人類自私動機之間的交互作用,轉化成最出人意表的結果:社會和諧。

亞當.斯密在晚年倍極尊榮。柏克(Burke)到愛丁堡去看他;他在曾經任職的格拉斯哥大學被選為名譽校長;他眼見《國富論》被譯為丹麥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只有牛津大學忽視他,始終不願意頒給他榮譽學位。有一次,當時的首相小皮特(Pitt the younger)與亞丁頓(Addington)、威伯福斯(Wilberforce)和格連維(Grenville)會晤,也邀請亞當.斯密與會。當這位年長的哲學家步入房間時,所有的人都起立致敬。他說:「諸位先生,請坐。」皮特回答:「不。我們要等您入坐後才坐下,因為我們都是您的學生。」

一七九〇年時,亞當.斯密過世,享年六十七歲。奇怪的是,他的謝世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或許人們正忙著擔心法國大革命,以及它可能對英國造成的影響。他葬在坎農給特(Canongate)教堂墓園。不起眼的墓碑上寫著,《國富論》作者亞當.斯密長眠於此。很難想出比這更雋永的墓誌銘。

海爾布魯諾著《俗世哲學家: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商周出版提供

(本文摘自海爾布魯諾著《俗世哲學家:改變歷史的經濟學家》,商周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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