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與江澤民的對話與交鋒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李登輝主政時期幾乎重疊,是同時代的領導人,雖然彼此之間互不信任,但互相都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曾經多次展開對話,試圖打破僵局,只是終究功敗垂成。

一九九五年夏,李登輝訪美後,江澤民受到黨內保守派元老和軍頭們的壓力,一方面在軍事上進行針對臺灣大選的飛彈演習,一方面在外交上壓縮臺灣國際參與空間,但取得了適得其反的效果。

一九九九年夏,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後,中國對其之觀察期結束,對他不再抱任何幻想,認定李登輝的本質是臺獨,其他政策只是選舉的花招、掩飾臺獨的煙幕。二〇〇〇年九月十一日,針對李登輝的「兩國論」,中國主導對臺事務的副總理錢其琛被迫提出「一個中國」新定義作為回應: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

「一個中國」在國際上當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但在處理兩岸關係上,「一個中國」可以不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和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內外有別」的說法似乎默認臺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仍然無法突破「一個中國」的迷思,不被臺灣人民所接受。

其實,李登輝從來不是狂熱的臺獨教父,他是國民黨內的改革派。李登輝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推動國民黨走「民主化和本土化」路線,向臺灣社會主流靠攏,他主張在中華民國現行憲法體制下促進「中華民國臺灣化」。他雖然主張「戒急用忍」的對中國政策,卻派親信蘇志誠與中共對臺工作負責人密談二十多次,積極推動辜汪會談。李登輝主政初期,為了推動蔣經國晚年以「對等地位」為原則的兩岸交流,主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大陸的治權,制定《國統綱領》。

不過,為了與中國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國兩制」政策有所區隔,李登輝政府陸續提出「一國兩區」(一九九〇年)、「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一九九一年)、「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一九九三年)、「一個分治中國」(一九九七年)與「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一九九九年)等主張。所有這些主張都強調「一個中國」是過去式和未來式,但不是「現在式」;這些主張在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基礎上,強調兩岸關係的「對等性」。

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在提出「兩國論」時指出,歷史的事實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從未統治過中華民國所轄的臺澎金馬。李登輝進一步指出「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二年建立以來,一直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後,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並沒有再宣布臺灣獨立的必要」。

李登輝曾表示「在卸任前提出國家定位後,以後不管是誰做總統,都會很好做事情」。看來,李登輝此時有意識地去衝擊「上海公報體制」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的框限,希望為以後的總統開路,擔當起現代臺灣國父的角色,可惜,由於中國和美國聯手激烈反對「兩國論」,李登輝最終功虧一簣,沒能將「兩國論」入憲。

(下一篇:李登輝為什麼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全新修訂版)

(本文摘自汪浩著《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全新修訂版)》,八旗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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