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務虛與務實間搖擺的李登輝總統

無法做到既「務虛」,又「務實」,只好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左右搖擺。

兩蔣後的其他臺灣領導人比較,李登輝最具爭議性,但他的視野最廣。李博覽群書,懂中文、英文和日文。有一次,在我們研究小組開會時,他問:「你們讀過戈巴契夫的新思維了嗎?」當時在座的畢英賢是國關中心俄情組召集人,而我則是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所長。我倆低頭不語,顯然是沒有讀過,因中文版尚未問世;而李總統看的是日文版,早已先睹為快。或許就因李過去的特殊背景,使他對俄國發生的事特別感到興趣。

李的興趣不止於此,他對與自身相關的事務都有興趣,而且不放過吸收相關知識。李醫療小組的一名醫生告訴我,幫李看病要有充分準備,否則難以回答他的專業醫學提問。我曾陪同一位外籍科學家拜訪李總統,結果李足足談了一小時,客人連插話的機會都沒有。但外賓告訴我,李說的不完全是外行話。

李登輝原本應該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從為「中國」服務,到為「中華民國」服務、為「中華民國在臺灣」服務,最後到為「臺灣」,甚至為「臺獨」服務。這番心路歷程的轉變,有內因,有外因,也有是他政治人格的投射。

李說他在競選第八任總統時,選舉主題是「開創中華民族的新時代」。主軸既非臺灣,也不是人民,而仍舊是中華民族。直到一九九六年競選第九任總統,才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強調「經營大臺灣,建立新中原」,要融合臺灣不同歷史背景的族群文化,形成一個和大陸完全不同的新族群。

從此,李因無法做到既「務虛」,又「務實」,只好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左右搖擺。此外,李不喜歡中共,和美國沒有互信,故無法玩平衡的遊戲,也不能選邊站。所以,只好在中美之間擺盪。

李登輝善於用人,省籍不是他主要的考量因素。蘇志誠曾提醒我,在李身邊許多是外省籍人士。事實確是如此,但李很在乎「忠誠度」,他對於他的追隨者於公於私都很照顧,這是他卸任後,影響力歷久不衰的一個原因。

李登輝重權謀,認為要做出最周全的決策,政治家在面對問題時,絕不能只做直線的思考,有時稍做迂迴,反而更容易解決問題,也就是迂迴行進,避免直接迎擊。李登輝也善於操弄民粹,他承認,「一個民主制度快速發展的社會,政治必然存在迎合大眾之所好的危險性」,但他認為,「此一問題,只有靠時間才能解決」。我認為,李或許覺得時間不是站在他這一邊,他對臺灣的使命感,讓他沒有耐心等待。他必須冒「迎合大眾之所好的危險性」,把許多他無法處理的問題,訴諸於民粹的力量來解決。

李登輝於任內,建立了國安會、陸委會和海基會「一條鞭式」的大陸政策制定和執行體系。但李的風格,不會完全照制度面走。李很尊重學是「紙上談兵」,所以把研究群組縮編為幾個小圈圈,採臨時任務編組的方式成立幕僚小組,由幾名可以信賴的學者進行研究並獻策。蔡英文召集的「兩國論」小組,就是其中一個案例。而蘇志誠在協調和整合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根據前總統府資政曾永賢的回憶錄,當時總統府幕僚小組有很多事情,都是透過蘇志誠直接呈報李總統,再由李交派各相關單位。曾認為如此確可爭取時效,「相當有效用」。在這種情況下,陸委會和海基會都只能扮演政策執行的角色。蘇起在「兩國論」的決策過程處於「狀況外」,應是可以理解的。

圖/天下文化提供

(本文摘自趙春山著《兩岸逆境:解讀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的對治策略》,天下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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