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命值多少?經濟學作「惡」的執照

經濟學家謝林以「你所救的可能是你自己的命」為標題,1968年發表具里程碑意義的論文。他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從一個人的行為推斷出降低死亡風險對他的價值。

聯1949 年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之後不久,美國空軍要求蘭德公司幫忙設計針對蘇聯的先發制人攻擊方案。蘭德公司的分析師考慮了超過40 萬種情境,涉及不同的炸彈與轟炸機組合,希望找出成本效益最高的攻擊方案。他們的結論是美國空軍應嘗試以大量的飛機壓垮蘇聯空防,包括利用不帶核彈、低成本但脆弱的螺旋槳飛機充當誘餌,減少攜帶核彈的飛機受到的攻擊。蘭德公司以自己的結論為榮, 但美國空軍將領卻惱怒不已。

這些將領有很多以前是機師,他們立即否定蘭德公司的建議,並直接表示,蘭德應徹底檢討其分析方式。蘭德計算各種策略的代價時,完全忽略人命代價,不理會將犧牲性命的空軍人員。因此,他們建議採用一種犧牲大量廉價飛機和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策略,幾乎是無可避免的。蘭德忽略人命代價,是因為公司內部對如何估算人命的價值有分歧。

該公司一名資深分析師承認:「還沒辦法量化的因素,我們通常不會認真考慮。」估算人命的價值是一個應該交給經濟學家決定的經濟問題嗎?蘭德公司的經濟學家甚至無法就此達成共識。估算機師的性命值多少錢似乎超出了經濟學的範圍:蘭德或許只能向美國國防部提交多種策略,涉及金錢與人命代價的各種「有效率」組合─最終的取捨是國防部和白宮的責任。但另一方面,投資在機師上的金錢(培訓成本之類)雖然不能充分反映機師性命的金錢價值,但至少是做這種估算的一個起點。

這問題的潛在答案十多年後才出現,來自謝林富創意的頭腦。謝林對人命價值的研究,是由他的博士生、前戰鬥機機師卡爾森(Jack Carlson)的研究引發。他們起初著眼於軍事決策,但很快就清楚看到,他們的見解有更廣泛的用途。

以空軍財政上對一名機師的投資估算該機師性命的價值,肯定是不對的。多數經濟學家也不認同以一個人的收入估算這個人的性命價值(法院決定工業意外的賠償金額時會這麼做)。謝林認為,這種做法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它考慮的是你的性命對其他人的價值,而不是對你自己的價值。但謝林也承認,人命(對那個人本身)有多大的價值,是經濟學家無法處理的「重大」問題。他因此修改了問題:「事情攸關生死時,我們全都是消費者。我們幾乎全都希望延長自己的生命,而且很可能願意為此付出代價。有一件事值得提醒我們自己:生命可能獲救的人,對救人這件事的價值應該有話要說⋯⋯」

謝林將問題從估算生命的價值改為估算保住性命的價值,也就是降低死亡風險的價值。他著眼的並非已知姓名的特定人士的性命,而是所謂的「統計生命」(statistical lives)。如果引進某條法規將可降低每年死亡風險百萬分之一,但該法規影響某大國的所有人(假設有一億人),那麼在統計意義上,該法規平均每年將拯救一百人的性命,也就是有一百條「統計生命」獲救。

謝林有修辭天賦(至少以現代經濟學家的標準衡量是這樣),他以「你所救的可能是你自己的命」(The Life You Save May be Your Own)為標題,1968 年發表他那篇具里程碑意義的論文。但這並非只是文字遊戲:謝林找到一種方法,可以從一個人的行為推斷出降低死亡風險對他的價值

這是經濟學家可以推進其帝國主義雄心的一個新陣線,遠遠超出美國空軍的決策範圍。政府與企業經常必須在涉及人命損失的多個選項中作出抉擇,例如涉及醫療、環保或產品安全的抉擇。如果人命的價值有可信的金錢數字可用,決策者就可以將不同選項的人命代價連同其他的成本和效益一併計算─所有的成本和效益當然都是以金錢衡量。雖然很多人強烈反對這種思考方式,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這只是一種不理性的厭惡感,一種出於本能的「噁心」反應。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必須做決定,而資源總是有限的。在個人層面上,我們知道安全很重要,我們駕駛的汽車必須夠安全,但我們只會花有限的金錢在這上面;我們玩危險的運動,也只會花有限的金錢在頭盔之類的保護裝備上。同樣道理,政府應該花多少錢確保飲用水安全,藥廠應該花多少錢減少藥物的危險副作用,都是有限度的。這一切都無可厚非。相對於根據當事人的收入估算其性命的價值,謝林的方法已經大有進步。

如今許多國家制定政策時非常倚賴謝林的方法,許多政府部門採用一個標準的統計生命價值。在美國,統計生命價值約為1,000萬美元(以2019年的物價衡量),而法律規定,政府機構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成本與效益的金錢價值,包括人命。

但是,人們對使用統計生命價值做決定感到不安,並非只是出於幼稚的厭惡感。我們來看以下這個思想實驗。假設有幾乎完全一樣的兩份工作,它們唯一的差別是其中一份涉及一些危險的任務(可能是處理危險化學品,又或者在軍中服役),每年有萬分之一的死亡風險。標準的自由市場經濟學斷言,這兩份工作的工資差異一定是完全拜上述的額外風險所賜。風險較高的那份工作之所以支付較高的工資,只是因為雇主必須多給一些錢以說服員工忍受較高的風險。

假設這兩份工作每年的「工資差異」是1,000美元。這意味著勞工每年收取1,000 美元,忍受萬分之一的死亡風險。如果有10,000 名勞工面臨這種風險,雇主總共為此多付的工資將是1,000 萬美元(1,000 美元x10,000)。平均而言,每年將有一名勞工因為這種風險而死去。勞工集體忍受一條統計生命的損失,換取1,000 萬美元的額外工資。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並非只是一個思想實驗。它其實正是謝林估算人命價值的方法。現實中世界各地的政府正是利用這種推論方式,根據工資差異的估計值推算統計生命的金錢價值。但謝林的方法有一些基本問題。真實的人在多少有些風險的多種不同工作中作出選擇時,通常對自己面臨的風險幾乎一無所知,不知道危險發生的機率和嚴重程度─而即使他們掌握這些知識,他們決定做哪一份工作也不大可能只考慮工資。此外,選擇高風險工作的人是否真的出於自願的選擇,其實很不確定。貧窮可能迫使一些人從事他們可以做的最高薪工作,完全不考慮風險。

即使我們撇開這些問題,假設我們可用某種方法找到可靠的數字,謝林的方法仍是誤導的。經濟學界以外的人抱怨「統計生命」的說法誤導人時,經濟學家同樣認為這只是出於不理性的厭惡感。但該術語確實誤導人。

謝林引進該名詞是一種修辭手段,目的是將涉及人命損失的政府決定與涉及生命風險的私人決定聯繫起來。謝林估計, 必須花一些功夫才能說服經濟學家根據充其量反映後者的行為,為前者推算出人命的金錢價值。他是對的:經濟學界對〈你所救的可能是你自己的命〉的最初反應是充滿敵意。謝林一度富爭議的邏輯跳躍, 如今不受質疑,「統計生命」的說法掩蓋了損失真實人命的事實。如果政府決定以成本太高為理由,廢除前述的飲用水法規,這或許是正確的決定,但平均而言,每年將損失一百條人命。(機率法則告訴我們,實際損失極有可能非常接近一百條人命。)我們無法預先確定誰將因此死去。

相對於採用「統計生命」的說法,比較誠實的說法是:廢除法規的決定「平均每年造成一百人死亡,但我們不知道死哪些人。」這將迫使我們面對一個艱難的問題:對於拯救不知身分的生命,我們是否應該少花一些錢?目前我們如果知道待救者是誰,例如知道某個小孩掉進井裡或某些礦工被困在地下,我們願意花在救援上的錢相對多得多。

這暴露了這種經濟學帝國主義在實踐上的一個根本缺陷:沒有一個人命的金錢價值適用於所有決定。面對涉及死亡風險的不同情況,我們會做不同的選擇─這是大有理由的;例如我們可能考慮潛在受害者的年齡、風險是自願承擔還是被迫承受的、死亡風險是百分之一還是十萬分之一,以及風險是否不可逆之類。我們的法律、道德和社會規範承認這些理由,但經濟學家堅持採用單一的人命金錢價值,意味著我們應該忽略這些理由。經濟學帝國主義者表示,為了保持一致,我們必須採用單一的人命金錢價值。但真實的生活就是會有不一致。它不是經濟人的生活。現實世界的經濟學不是科學。

謝林本人就沒有保持一致。他改變了想法。在〈你所救的可能是你自己的命〉中,他堅信我們有能力在多種高風險工作之間做出理性和一致的選擇。但到了十二年後的〈自我控制的個人鬥爭〉,謝林已經針對我們不理性、不一致行為背後的動機提出了精細的分析─而一如我們很快將看到,謝林對擴大市場範圍的問題也有同樣精細的認識。

(本文摘自強納森.奧德雷德著《作惡的執照:經濟學如何腐化我們,影響我們的決策方式,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新樂園提供)

(本文摘自強納森.奧德雷德著《作惡的執照:經濟學如何腐化我們,影響我們的決策方式,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新樂園出版提供)


延伸閱讀

期待經濟成長會縮小貧富不均?緣木求魚!

甜甜圈經濟學:二十一世紀的七種經濟思考

自動駕駛要等多久? 5G也有難航風險

你可能還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