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自負的人往往最無知

一般智力與學術教育沒能阻止我們犯下各種認知錯誤,聰明人甚至還更容易落入某些類型的愚蠢思維當中。

用得過諾貝爾獎也知道「智商不等於智慧」的道理。傑出的物理學家保羅.法蘭波頓(PaulFrampton),被人誆騙,揹著兩公斤的古柯鹼跨越阿根廷國界;知名作家亞瑟.柯南.道爾爵士(ArthurConanDoyle),落入兩位青少年設下的詐騙圈套。像穆利斯那樣絕頂聰明的人竟會對若干錯誤觀念深信不疑,不過只要是智力高於平均的人,都可能落入同樣的思維缺陷,誤入歧途。

我跟多數人一樣,都曾以為高智商等同於優秀的思考能力。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許多心理學者針對相當小範圍的抽象技能進行測量,例如回憶事實、類比推理、詞彙等方面的技能。心理學者認為前述要素可反映出我們天生的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igence),而智力是學習、創造、解決問題、決策等各種能力的根基。於是,教育的目的就成了以「原始」腦力為基礎,教導更多有關藝術、人文、科學領域的專門知識,而這些知識對許多職業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環節。依這樣的準則來看,腦袋愈是聰明,判斷力就應該愈敏銳才對。

然而,等我成為科學記者的工作,專門投入心理學與腦神經學領域的報導以後,卻留意到近來研究揭露出前述設想有若干嚴重的問題。不僅一般智力與學術教育沒能阻止我們犯下各種認知錯誤,聰明人甚至還更容易落入某些類型的愚蠢思維當中。

舉例來說,教育程度高的聰明人比較不會從自身的錯誤中學到教訓,也比較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聰明人犯錯,更懂得長篇大論為自己的推論辯解,也就是說,聰明人的觀點會變得愈來愈獨斷。還有一點更糟,聰明人的「偏見盲點」(biasblindspot)似乎更大,這表示聰明人更難認清自己在邏輯上的漏洞。

這類研究結果引起我的好奇,於是我開始更進一步往內外探究。許多管理學者也探討了一味提高生產力的不良企業文化,造成體育團隊、企業組織、政府機關不斷做出非理性決策。於是,儘管用了絕頂聰明的人員組成整個團隊,做出的決策卻是愚蠢至極。

這樣的後果實在嚴重。就個人而言,這類錯誤會影響到自身健康、幸福、事業成就;在法庭上,這類錯誤會致使正義無法伸張;在醫院裡,一五%的誤診率有可能因此而起,愈來愈多患者死於這類錯誤,而非死於乳癌;在商業界,公司有可能因此破產覆滅。

這類錯誤絕大多數無法歸咎於缺乏知識或經驗,而是更高水準的智力、教育、專業,往往伴隨著若干具體又有瑕疵的心理習慣所導致。類似的失誤還會導致太空梭撞毀、股市崩盤、世界領袖忽略氣候變遷等影響全球的巨大威脅。

前述現象看似毫無關聯,背後卻有若干常見的過程,我把當中的模式稱為「聰明人陷阱」。

容我先以汽車來類比。速度超快的引擎只要運用得當,就能帶你更快抵達目的地。然而,光是強勁的馬力,並不足以保證「安全抵達」目的地。要是沒有正確的知識與配備,沒有剎車、方向盤、車速錶、羅盤、正確的地圖,那麼超高速的引擎可能只會帶著你打轉或逆向行駛。引擎的速度愈快,你就愈有可能陷入險境。

同樣的道理,智力可幫助人們學習及回憶事實,迅速處理複雜的資訊,但人也需要必要的查核與平衡,才能正確運用。少了查核與平衡,智力愈高反而會導致思維偏見更深。

幸好,近來的心理研究除了探討聰明人陷阱以外,也試圖找出有哪些心理特質能讓人保持在正軌上不偏離。我舉個例子,請思考以下簡單的小問題:

傑克正看著安,而安正看著喬治。傑克已婚,喬治未婚。請問已婚者是否正看著未婚者呢?

答案:是?否?還是無法判斷?

正確的答案為「是」,但絕大多數的人都回答「無法判斷」。

一開始不明白也別灰心,有很多常春藤盟校的學生也答錯了。而《新科學人》雜誌(NewScientist)刊登我這題測驗後,來函之多,前所未見,一堆人聲稱我提供的答案是錯誤的。(如果搞不懂箇中邏輯,建議畫張示意圖,或參閱本書最後的解答。)

這個測驗題是用來測量「認知反思」(cognitivereflection),亦即衡量人們在質疑自身設想和直覺上的傾向高低。在這個測驗題獲得低分,表示更容易受到偽造的陰謀論、錯誤資訊以及假新聞的影響(第六章有更深入探討)。

除了認知反思外,還有其他重要的方法能預防我們掉入陷阱,比如說:智識上的謙遜、積極開放的思維、好奇心、完善的情緒覺知、成長型心態。這些方法能讓我們的心智保持在正軌上,防止思維偏離方向,跳下懸崖。

這些研究甚至促成新學科「實證智慧」研究誕生,經過其他科學家以懷疑論的角度檢視後,近年更是蓬勃發展,它所採用的全新推理測驗比傳統的一般智力測量,更能預測現實生活的決策狀況。

「智慧」的特質雖不是經由標準學術考試測量,但根本用不著犧牲高智力具備的優點,就能培養出其他的思考模式和推理策略,進而更聰明地運用智力。畢竟這類特質有別於智力,能經由培養獲得。無論你的智商是高是低,都能學會聰明地思考。

聰明可以訓練,懂得避開錯誤就行

踏上這趟旅程之前,我先提出免責聲明:「還有許多以智力為主題的優秀科學研究是本書並未提及的。」賓州大學(UniversityofPennsylvania)的安琪拉.達克沃斯(AngelaDuckworth)所提出的「恆毅力」(grit)即是一例。她將「恆毅力」定義為人「對長期目標展現出的毅力與熱忱」,並一再表明她的恆毅力測量比智商更能預測成就高低。雖然「恆毅力」是極其重大的理論,但特定偏見會隨著智力高而擴大,「恆毅力」理論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就不清楚了。此外,「恆毅力」理論並不隸屬於範疇更廣泛的實證智慧,而我大部分的論據都是以實證智慧為準。

我把這本書的內容框限在三大具體問題上:「為何聰明人會有愚蠢的行為?」、「聰明人犯下這類過錯,是缺少哪些技能與性格所致?」、「為了防止自己犯下這類錯誤,如何採取預防措施?」我多方檢視社會各層面,以個人的錯誤為始,以大型組織苦惱的錯誤為終,提出我的論述與觀點。

第一篇定義問題所在。內容探究人們對智力的理解有哪些缺陷,哪些手段會讓最機靈的聰明人犯下愚蠢的言行。例如,柯南.道爾對精靈的存在深信不疑,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對二○○四年馬德里爆炸案的調查紕漏百出。此外,還列出哪些原因會導致淵博的知識與專業反而會增加錯誤發生。

第二篇則是提出這類問題的解決辦法,方法是運用全新的「實證智慧」訓練,探討有哪些思考傾向與認知能力是良好推理的要素,同時提出一些實際技巧,有利培養良好的推理能力。在這一路上,我們會發現自身的直覺何以往往以失敗告終,有哪些方法可修正錯誤,並微調自身本能。此外,也歸結出哪些策略可防範錯誤資訊與假新聞,確保自己的選擇是基於實證,而非空想。

第三篇著眼於學習與記憶的科學。聰明人儘管腦力過人,有時在學習上還是力不從心,導致能力停滯,無法充分發揮潛能。實證智慧具備深度學習的三大規則,有利破除惡性循環。這類尖端研究除了協助人們達成個人目標外,還解釋了東亞教育制度何以成功應用這類原則,而西方學校又能從中學到哪些教訓,讓學生能有更好的學習、更聰明地思考。

第四篇把著眼的重點擴大,超越個人層次,轉而探討哪些原因會導致有才能的團體做出愚蠢的行為。舉例來說,英格蘭足球隊多次失敗,英國石油(BP)、諾基亞(Nokia)、美國太空總署(NASA)等大型組織所面臨的危機。

據聞偉大的十九世紀心理學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曾經說過:「一堆人認為自己在思考,其實只是在把內心的偏見重新編排一遍罷了。」這是一本為了大家像(我這樣想避開過錯的人)所寫的書。閱讀這本「使用指南」,相信大家對智慧的科學與實用技巧會有更深刻的理解。

知識的禍害:專家更容易鑄成大錯

二○○四年四月某個周五晚上,律師布蘭登.梅菲德(BrandonMayfield)驚慌失措打電話給母親。他對母親說:「假如我們莫名其妙突然不見了……假如政府單位的人偷偷衝進來逮捕我們,你一定要搭上第一個航班趕來波特蘭,把我們的孩子帶回堪薩斯跟妳住。」

擔任律師、曾是美國陸軍軍官的梅菲德沒有妄想症,只是美國當時仍受九一一事件餘波影響。梅菲德皈依穆斯林,妻子是埃及裔,因此他感受到周圍瀰漫著「歇斯底里與伊斯蘭恐懼症」的氛圍,一連串怪事更是讓他懷疑自己成為調查對象。

某天,梅菲德的妻子莫娜(Mona)下班回家,卻發現大門上了兩道鎖,門閂竟然還閂緊了,平常家人從來沒用過這道額外的門鎖。還有一天,梅菲德走進辦公室,竟發現自己辦公桌上有一個鞋印,正上方的天花板也移了位,可是晚上應該不會有人進辦公室才對。另外,開車的時候,有一輛神祕的車子緊跟著他往返清真寺,司機身材矮壯,年約五、六十歲。

有鑑於當時的政治氛圍,他深覺自己一定是被監視了。他在訪談時向我表示:「我意會到對方可能隸屬政府祕密機構。」梅菲德說,當他激動地打電話給母親的時候,就感覺到「大事不妙」了,他很怕自己的三個孩子會跟著遭殃。

五月六日上午九點四十五分左右,梅菲德內心的恐懼化為真實,他辦公室的門被大聲敲了三下,兩位FBI探員前來逮捕他,說他涉及同年三月十一日震驚全球的馬德里爆炸案。該起爆炸案造成一百九十二人死亡,約兩千人受傷。他的雙手被銬在背後,隨後被倉促帶到車內,押赴當地的法院。

梅菲德抗辯說,他對那場攻擊事件一無所知。他說,他第一次聽到新聞的時候,被一種「無謂的暴力」嚇到了。然而,FBI探員聲稱,在裝有雷管的藍色購物袋上面發現他的指紋,而袋子就放在馬德里的廂型車裡。FBI表示,指紋「一○○%相符」,鐵定錯不了。

梅菲德在其著作《荒謬的根據》(ImprobableCause)中表示,他被拘留在牢房裡,全案任FBI恣意拼凑,交付大陪審團。他上了手銬、腳鐐、腰鏈,經常還得被脫衣搜身。

梅菲德的律師認為案情不樂觀,假如大陪審團判定他涉及攻擊事件,他就會被送到關塔那摩灣(GuantanamoBay)──專門關押恐怖分子的監獄。如同法官在首次聽審會上的聲明,指紋是鑑識證據的黃金標準。而且先前有一些人只因一枚指紋就被判謀殺罪,兩個人有同樣指紋的機率是數十億分之一。

梅菲德設法想像自己的指紋是怎麼跨越美洲大陸和大西洋,出現在八千六百多公里外的塑膠提袋上。可是,根本不可能啊。律師提醒他,否認這麼有力的證據,可能會被控偽證罪。梅菲德對我說:「我覺得有官員匿名陷害我,那是我第一個念頭。」

律師終於說服法院雇用獨立鑑識員肯尼斯.摩西(KennethMoses)重新分析指紋。但摩西提供的證明跟FBI局內專家提供的證明一樣,也毫無可挑剔之處。摩西在舊金山警察局服務二十七年,服務期間獲得許多獎項與榮譽。那是梅菲德的最後機會,五月十九日,在牢裡待了將近兩週以後,他回到法院聆聽摩西透過視訊會議提供的新證詞。

隨著摩西說出證詞,梅菲德最深的恐懼化為現實。摩西向法院表示:「我把這枚模糊的指紋跟梅菲德提交的已知指紋進行比對,結論是這枚模糊的指紋的確來自梅菲德先生的左手食指。」

當時他並不曉得,大西洋對岸的事件急遽逆轉,很快能救他一命。就在那天早上,西班牙國家警察發現阿爾及利亞男子烏拿內.達悟(OuhnaneDaoud)涉及爆炸案。西班牙警方證明達悟的指紋「更符合」提袋上的指紋,指紋有些模糊不清的部分,FBI並未列入考量,但達悟的指紋符合這些部分。此外,達悟的拇指也符合提袋上的另一枚指紋,所以達悟肯定就是警方要找的人。

梅菲德隔天獲釋,當月底FBI不得不公開道歉。

這當中究竟出了什麼差錯?在所有可能的原因當中,不可能是缺乏技能所致,畢竟FBI鑑識團隊公認是全球最厲害的團隊。的確,仔細調查FBI的過錯後會發現,不是因為鑑識員「儘管知識淵博還是會出錯」,正是因為知識淵博「才會出錯」。

自負的人往往最無知

在審視這類研究前,必須考量一些核心的設想。專家之所以出錯,其中一項原因可能是過度自信。或許專家超乎自己能力所及,以為自己永不犯錯,這種想法似乎符合前一章探討的偏見盲點。

然而,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證明「反過來的情況才是正解」,也就是說,無能者通常把自身的能力看得很強。想想密西根大學的大衛.達寧(DavidDunning)和紐約大學的賈斯汀.克魯格(JustinKruger)進行的經典研究,該項研究的發想來是麥克阿瑟.惠勒(McArthurWheeler)的愚蠢案例。

一九九五年,惠勒試圖搶劫匹茲堡的兩家銀行。他在光天化日下犯罪,幾小時後就遭警方逮捕。他茫然不知所措,大聲叫喊:「我明明塗了果汁啊!」原來他相信塗上一層檸檬汁(隱形墨水的主要成分),監視器就拍不到他了。

聽了這則故事後,達寧和克魯格不由得思考,「無知是不是往往伴隨了過度自信感?」於是兩人著手進行一連串的實驗,測試這個概念。兩人請學生接受文法與邏輯推理測驗,再請學生評價自己在測驗上的表現。多數人都誤判了自己的能力,但表現最差者對自己的表現誤判得格外嚴重。用術語來描述的話,就是他們的自信感調校得不好,渾然不知自己表現得有多差。兩人發現有一點很關鍵,只要經過相關技能訓練,過度自信感就會降低,受試者不僅表現得更好,日益增加的知識也有助於理解自身的局限。

一九九九年,達寧和克魯格率先發表研究結果。兩人在不同文化的地方多次實驗,也獲得同樣的研究結果。有項調查涵蓋澳洲、德國、巴西、南韓等三十四國,檢視十五歲學生的數學技能,結果再次證明能力最差者往往過度自信感最高。

想當然爾,新聞媒體立刻接受「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effect),聲稱達克效應造成「輸家誤以為自己很偉大」、「無能者以為自己很厲害」,還說達克效應導致川普總統的發言愈來愈自負。

不過,達克效應也有好的一面。若是樣樣無能卻自信十足的人擁有權力、地位,達克效應才會引起擔憂,至少現在有一點能讓人放心,教育和訓練會如我們的期望,不僅能拓展知識,也能增進後設認知與自我覺知。這恰巧是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Russell)在〈愚蠢的勝利〉(TheTriumphofStupidity)一文中透露的思維。他在文中表示:「這樣的困境有個根本的原因,在現代世界,愚者自信過頭,智者滿腹疑慮。」

二○一○年,研究人員請一群數學家、歷史學家、運動員辨別某些姓名,那些姓名綜合了各學科頗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例如,受試者必須分辨約翰內斯.德格魯(JohannesdeGroot)或貝諾.賽隆(BenoitTheron)是不是知名的數學家,可回答「是」、「否」或「不知道」。你可能會覺得專家碰到自己的領域,會更懂得選出正確的人,例如德格魯真的是數學家。然而,專家更有可能說自己認得捏造的人物,在此例中就是賽隆。專家自我感知到的專業一旦受到質疑,會寧可用猜測的,寧可「誇大」自身的知識範疇,也不願回答「不知道」,承認自己的無知。

同時,耶魯大學的馬修.費雪(MatthewFisher)請大學畢業生接受大學主修測驗,研究結果發表於二○一六年。他想確認大學畢業生在其學位的核心科目知識,於是請他們估計自己有多了解所屬學科的一些根本原則。若是物理學者,就請對方評估自己對熱力學的了解;若是生物學者,就請對方說明克氏循環(Kreb’sCycle)。

在受試者不知情的情況下,費雪會突然抽考,請受試者現在針對他們自稱熟知的原理,寫下詳細的說明。儘管許多人都自稱知識水準高,卻還是難以寫出通順的解釋。重點是這種情況只有在他們學位的主題範疇內才會發生。畢業生還思考了自身專業以外的主題,或者更一般的日常課題,此時他們往往會「實際許多」。

其中一個可能的理由就是受試者完全沒意會到自己獲得學位後忘了多少知識,費雪把這種現象稱為「大頭健忘症」(meta-forgetfulness)。費雪向我表示:「人們會把自己目前的理解程度跟巔峰期的知識水準混為一談。」這就代表我們的教育可能出了嚴重的問題。費雪說:「若用最諷刺的角度看待這種情況,就是我們灌輸給學生的知識無法長存在學生的腦海裡。我們只是讓學生誤以為自己很懂,但他們其實什麼也不懂,結果似乎事與願違。」

誤以為自己很專業,思維也可能會變得更保守。芝加哥洛約拉大學(LoyolaUniversityinChicago)的維多.歐塔提(VictorOttati)已經證明,人覺得自己知識淵博,就較不可能尋求或聆聽反對者的看法。歐塔提表示,只要想想社會對專家意見的態度,就會發現這種說法很有道理,因為大家會理所當然認為專家非常有資格堅持己見。歐塔提稱之為「習得的武斷」(earneddogmatism,也稱「教條主義」)。

當然了,在許多的案例,身為專家就真的更有理由代表其擅長的所屬領域。然而,若是像費雪的研究結果那樣,專家高估了自己的知識,固執己見、不願尋求或接納其他意見,那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專業不足。

歐塔提由此推斷,從這件事實就能明白,有些政治人物何以更加堅持己見,無法吸收新知識,無法妥協折衷。他描述這種心態是「目光短淺又過度自信」。

當局者迷:所羅門的悖論

培養智慧的方法很多,富蘭克林的道德認知代數只是其一。有些深入的見解源自於「所羅門悖論」(Solomon’sParadox)現象,典故來自西元前十世紀傳奇的以色列國王所羅門。

根據聖經記載,上帝出現在所羅門的夢裡,要在所羅門統治時期的開端送給他一份特別的禮物。所羅門沒有選擇財富、榮耀、長壽,反而選擇智慧的判斷力。他的洞見隨即面臨考驗,故事是兩位妓女出現在他的面前,兩人都說自己是某位男孩的母親。所羅門令人把男孩切成兩半,他知道真正的母親寧願放手,也不願見到兒子被殺。於是世人公認他做的決定象徵著公正的判斷力,凡遇疑難雜症皆不辭千里前來詢問他的看法。他帶領人民邁向富饒,興建耶路撒冷聖殿。

不過,據說所羅門在私生活上卻難以發揮聰明的判斷力,他任憑毫無節制的私慾支配著生活。比如說,儘管他是猶太祭司長,卻蔑視《妥拉》(Torah)誡命,妻妾上千人,還累積大量個人財富。他成了無情貪婪的暴君,深陷風流韻事,更沒教導繼位者做好掌權的準備,王國最終陷入混亂與戰爭。

三千年後,葛羅斯曼在其設計的智慧測驗裡發現同樣的「不對等」情況。很多人就跟所羅門一樣,對別人的兩難處境能聰明論斷,對自己的問題卻顯得無能為力,原因出於他們對面自己時更顯自負,更不懂得妥協,這是另一種偏見盲點。我們覺得受到威脅時,這類錯誤似乎就成了特別的問題,引發了所謂的「熱」情緒處理(hotemotionalprocessing),思維既狹隘又封閉。

幸好我們可以實踐「自我抽離」,運用所羅門悖論,讓情況變得有利自己。若想感覺看看這種做法的力量,請回想最近一次惹你生氣的事。現在「往後退幾步」,就像站在房間另一端觀察自己,或者看著電影螢幕上的自己,然後對自己描述當時的情況。你有什麼感覺?

密西根大學心理發展研究學者伊森.克羅斯(EthanKross)做了一系列的實驗,證明這個簡單的過程能促使人們以更自省的態度看待自己的問題,而且是使用「冷」處理,而非「熱」處理。例如,他發現人有可能以更中立的用詞去描述情況,開始尋找自己不滿的基本理由,而不是關注微不足道的細節。41

想想以下兩個例子吧。第一個例子是站在「沉溺其中」的第一人稱角度。

「我嚇到了,男朋友竟然對我說,他無法跟我建立緊密的關係,因為他覺得我以後會下地獄。我坐在宿舍走廊上大哭,努力向他證明我的宗教跟他一樣……」

第二個例子是疏離的觀點:

「我能夠更看清論點……我最初比較同情自己,不過我接著開始理解男友的感受。他的感受或許不理性,但我理解他的動機。」

第二個例子能看到事件變得不那麼個人化,也更抽象,當事人開始跨出自身的經驗,試著去理解雙方的衝突。

克羅斯強調這並不是另一種迴避或壓抑的方法。他在訪談時向我表示:「我們的概念並不是要把他們從事件裡拉出來,而是要給他們一點距離,讓他們往後退一點,然後請他們以更健全的立場去面對情緒。若是站在沉溺的角度處理事情,往往會把重點放在自己身上。保持距離就能切換到意義製造模式,以其他角度和背景脈絡來思考整件事。」

此後,克羅斯使用不同形式的自我抽離,多次得出同樣的研究結果。比如說,可以想像自己是牆上的蒼蠅或者善意的觀察者,也可以試著想像遙遠的將來,年紀更大、更聰明的自己回頭去看過去的事件。只要站在第三人的角度去談論自己的經驗(「大衛正在跟娜塔莎講話,當時……」),也可以帶來必要的觀點變化。

克羅斯指出,其實很多人自然就懂得用自我抽離法處理令人不快的情緒。他提到籃球選手勒布朗.詹姆斯(LeBronJames)的訪談,詹姆斯說明自己何以選擇離開克里夫蘭騎士隊(該隊扶植他的事業),轉往邁阿密熱火隊。「我不想做出情緒化的決定。我想要做對詹姆斯而言最好的決定,做讓詹姆斯開心的事。」同時,馬拉拉.尤薩夫扎伊(MalalaYousafzai)也運用類似做法,讓自己更有勇氣對抗塔利班恐怖分子。「我以前覺得塔利班把我給殺了,後來我(對自己)說,如果他來了,馬拉拉,你會怎麼做呢?然後,我回答自己,拿鞋子丟他就好了。」

若能自然而然用這樣的方法站在全新的角度,可以獲得很多實質的幫助,例如降低焦慮、沉思等。站在一定距離外的角度,甚至有助於一群受試者更有勇氣面對現代生活中大家最害怕的事──公開演說。相較於站在第一人沉溺角度的控制組,受試者運用自我抽離法做好演說準備,承受威脅的生理跡象較少,焦慮感也較低。觀察者在評判演說表現時也能明顯看出這些優點,認為他們的演說更有信心、更有力量。

在前述各例,自我抽離法有助於受試者避開自我中心的「熱」認知,免得加強內心偏見,如此一來,心中想法不再用於滿足自己的氣憤、恐懼或受到威脅的自尊。葛羅斯曼果然發現自我抽離法在個人危機(例如不忠的伴侶)方面可解決所羅門悖論,也就是說,人對妥協會採取更謙遜開放的態度,更願意考量互有衝突的觀點。葛羅斯曼向我表示:「變成觀察者的話,就會立刻進入這種追根究柢的模式,設法把情況梳理清楚。這種模式幾乎與智識上的謙遜一同發生,能考量不同的角度並予以整合。」

自我抽離也會對你的情感關係造成影響。西北大學的伊萊.芬克爾(EliFinkel)帶領的研究團隊以兩年為期,追蹤一百二十對已婚伴侶。結果發現,婚姻關係一開始的弧線就不樂觀,第一年的關係滿意度多半會急轉直下,失望與不滿開始累積。不過,一年後,芬克爾請半數的已婚伴侶參加自我抽離短期課程,比如說,透過冷靜的觀察者目光來想像爭吵的情況。

相較於典型的關係諮商,自我抽離法只是一小步。自我抽離課程的長度總共約二十分鐘,卻能轉變雙方的愛情故事,採用有建設性的做法來處理雙方的差異,在接下來的一年,關係會變得更親密更互信。反之,控制組的不滿持續累積,接下來一年的關係會不斷惡化。

前述都是很私人的問題,但在沒那麼個人的問題上採取疏離的角度,似乎也有去除偏見的作用。例如,請葛羅斯曼的受試者想像其他國家的公民會怎麼看待即將到來的選舉,受試者對於互有衝突的觀點會採取更開放的思維。實驗過後,葛羅斯曼發現受試者也更有可能應邀報名參加跨黨派討論小組,該小組會提供進一步的客觀證據,而由於前述干預措施使然,受試者會更開放地接納對話。46

隨著研究的進展,葛羅斯曼更開始審視該作用的發生要件,藉此找出成效更高的自我抽離技巧,改善人們的推理能力。有種方法格外有用,請想像自己正對著十二歲的孩子解釋議題。葛羅斯曼推測這種方法應該能讓你的態度變得更謹慎,避免任何偏見影響孩子幼小天真的心靈。

葛羅斯曼的團隊把這種現象稱為「蘇格拉底效應」(Socrateseffect),這位謙遜的希臘哲學家改正了偉大的以色列國王的自我中心主義。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顛覆高智商等於絕對聰明的常理,助你找出決策的關鍵智慧

(本文摘自大衛.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顛覆高智商等於絕對聰明的常理,助你找出決策的關鍵智慧》,商業周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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