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權者的道德!美國精神變質了嗎?

二十世紀初,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開始以全球大國的角度思考。
我們看到,最大的國家既有更多的餘裕,也有更多的機會放縱自己,無論是做好事或是做壞事。

普在他二○一七年的就職演說中宣稱:「自今日起,將是美國第一。美國第一……我們將與世界各國追求友誼和善意,但是我們這麼做,是基於一個理解,即所有的國家都有權利將其自身利益置於第一。」這似乎是很明顯的道理。領導人是受託付的管理人。我們投票選出他們來保護我們的利益。但是他們應該如何界定和代表我們的利益?我們希望我們總統的外交政策有多道德?而它代表什麼意思?我們對國境之外的事務有職責嗎?我們能夠――事實上是,我們應該――試圖「讓世界變成更美好的地方」嗎?

美國例外論

美國人長久以來就認為我們國家在道德上相當特出。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在一個世紀前說:「我們對於人類的首要用途是結合力量與崇高的目的。」美國以思想和種族並重,長久以來視本身既是一個國家、也是一個理想。相信自己的國家很特殊,是常見的一種民族主義榮耀感。對某些美國人而言,例外論(exceptionalism)代表沙文主義式的榮耀,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但是就其他人而言,它很單純就是愛國主義,基於共同的公民理想、結合與其他國家合作的國際主義。歐巴馬在二○○九年表現出這種溫和的道德主義,當時他說:「我相信美國例外論,就像我認為英國人相信英國例外論,而希臘人相信希臘例外論。」但是有些美國人批評歐巴馬把話說得太溫和。

哈佛政治學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兼具法國和美國血統,他曾經指出,每個國家都喜歡認為自己很特殊,但是法國和美國特別深信他們的價值是普世原則。然而,法國因為歐洲的權力平衡,野心受到限制,無法如其所願的縱情追求普世價值。以霍夫曼的話來說,只有美國試圖發展反映其例外論的外交政策,而且只有它在實力上還有餘裕這樣做。

這並不是說美國人比起其他民族更加道德——你不妨問問墨西哥人、古巴人或菲律賓人,關於美國在十九世紀動用戰爭和酷刑對付他們,他們有什麼看法。不過它的確代表許多美國人想要相信:我們是道德的,是世界上一股善良的力量。出身歐洲的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二戰過後不久撰文,抱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這種道德主義,因為它妨礙了對權力的明確分析。他說,這樣的道德情感並不只局限於群眾,而且「甚至美國於戰後世界承擔起超級大國的角色下,美國政府的最高層級仍然對促進特定的道德價值觀依戀不已」。即使是如此,美國具有自由主義的政治文化這件事,使得二戰之後建立的國際秩序性質大為不同。主導的大國推動它們的政治價值觀。如果希特勒打贏了二戰,或是史達林的蘇聯在冷戰勝出,今日的世界面貌將大為不同。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這三大二十世紀的意識型態論述,到最後只有自由主義屹立不搖。

美國例外論有幾個來源。主要的源頭是開國先賢具有自由主義的啟蒙時期(Enlightenment)思想。我們這個國家建立在這些價值之上。誠如甘迺迪(John Kennedy)所說:「我們的『神奇力量』是渴望人人都自由、每個國家都獨立……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的制度最符合人性的基本精神,我相信我們最後將會成功。」啟蒙時期的自由主義珍視個人的自由與權利,相信這種權利是普世的,並不只限於美利堅合眾國。某些當代政治學者主張,美國被普遍認為特殊的核心理由,是因為它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性格——「一種以政治、經濟和社會自由為中心的生活方式之思想觀」。

然而,打從一開始,美國在執行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價值時,就面臨矛盾牴觸,把奴隸的不平等寫入了憲法。南北內戰之後又經歷一個多世紀,國會才在一九六五年通過《投票權利法》,而且直到今天,種族主義仍是美國政治的主要因素。美國人對於如何在外交政策上推動自由主義價值,意見不一,種族主義在美國介入墨西哥、海地和菲律賓時也發揮了作用。自由主義的道德能量有不同的變體。對某些美國人而言,它成為入侵其他國家、強推民主政體的藉口;對於其他人而言,它意謂建立一套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制度,俾能透過緩和國際間的無政府狀態、保護國內的自由。

美國例外論的另一個根源在於,聖經所謂做為上帝選民此一宗教根源,以及清教徒為了逃離英國以便在新世界以更純淨的方式敬拜上帝而背負的罪惡感。如此高的期許導致他們對自己是否能夠臻至這些不可能的標準感到焦慮。

這個源頭其實是焦慮和內在心理大於宗教意涵。即使開國先賢也擔心他們建立的新共和是否會和羅馬共和一樣道德沉淪。十九世紀,來自歐洲的訪客包含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不同人物,卻都注意到美國人相當執著於道德、進步和衰退。但是這種道德顧慮比較內向、而非外向。

最後,我們的例外論第三個源頭來自於美國的國土廣闊和地理位置。托克維爾在十九世紀已經注意到美國特殊的地理情勢。美國受到兩大洋保護,毗鄰的又是較弱的國家,它在十九世紀大體上專注於向西部擴張,並且力圖避免涉入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權力平衡。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開始以全球大國的角度思考。我們看到,最大的國家既有更多的餘裕,也有更多的機會放縱自己,無論是做好事或是做壞事。

最大的國家也具有誘因和能力,帶頭創造所有人都能受益的全球公益,並且以廣泛的方式自由界定其國家利益,包括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海洋和其他公共領域的自由,以及開發國際體制。

國土廣闊為美國例外論建立了重要的現實主義基礎,而清教徒精神,尤其是自由主義,提供了道德能量。二十世紀初,威爾遜總統做出了重要努力,將美國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與我們新的大國地位結合起來。

(本文摘自約瑟夫.奈伊著《強權者的道德:從小羅斯福到川普,十四位美國總統如何影響世界》,天下文化提供)

(本文摘自約瑟夫.奈伊著《強權者的道德:從小羅斯福到川普,十四位美國總統如何影響世界》,天下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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