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回憶錄:北平閒居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

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

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北平閒居

從一九四七年十月尾到一九四八年十月,我在北平閒居。一九四八年春季,我不可能轉入任何大學,秋季曾考取了輔仁大學一年級,但北平又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父親既決定南下上海,我便從未進輔仁的大門。不過這一年對我而言,還是有特別的意義,我開始接觸當時中國流行的思潮了。

在中正大學時,由於東北籍同學對蘇聯軍隊的暴行深惡痛絕,左傾的風氣沒有機會發展。學生偶有遊行示威,大都是針對蘇軍而發,如抗議他們殺害中國工程師張莘夫事件。但是一到北平,思想空氣完全不同,逼得我不能不面對當時意識形態的衝突。

我讀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在這一時期。這是一本宣傳辯證唯物論的通俗講話,用最淺近的常識誘導青少年入彀,從宇宙觀到人生觀,全書構成一封閉系統。書中常引「卡爾」、「伊里奇」的話,我初見簡直不知所云,再讀下去便慢慢發現原來是馬克思和列寧的名字—Karl和Ilich,為逃避檢查而改。當然「艾思奇」三個字也是「愛(馬克)思(伊里)奇」的意思。《大眾哲學》當時流傳很廣,在青少年讀者中有相當影響。它雖沒有把我變成一個信仰者,卻對我發生了一種刺激作用,即書中觸及了一些我過去沒有注意的問題。這是我接觸馬列思想之始,所以特別提及。

當時對我的思想影響最大的要算儲安平辦的《觀察》週刊以及結集而成的《觀察叢書》,這當然是因為我的心靈深處接受了五四運動以來的現代普世價值,如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人權等等。我記得一九四八年夏天讀到胡適在《獨立時論》上的〈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非常興奮,因為胡適在文中強調爭取自由在中國有很長的光輝歷史;他指出孔子「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說法,我也認為很有說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國既是一個古老的文明大國,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經過調整之後,可以與普世價值合流,帶動現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種極端的觀點,即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只有專制、不平等、壓迫等等負面的東西。

《觀察》是我每期必讀的刊物。它的基本立場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因此採取了多元開放的編輯方針,各種不同甚至衝突的論點都兼收並蓄。對於像我這樣剛剛開始思索政治、經濟、社會等大問題的青年人,恰好是一種實際的思想訓練。我必須不斷地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至於正或誤則是另外的問題。當時又值暴力革命或和平革新爭持不下的局面,我受了胡適的影響,偏向和平革新,所以我對於費孝通《鄉土中國》和《鄉土重建》兩本書特別欣賞;他和吳晗合編的《皇權與紳權》也提出了我感興趣的歷史問題。費孝通留學英國,略知英國近代史上紳士階層(gentry)怎樣由封建地主轉變為企業家的過程,他的《鄉土重建》便是想用英國模式來為中國地主謀求一條和平演進的出路。由於他在鄉村(即江村)作過實地調查,所描述的地主生活狀態大致很客觀,這是他的作品當時對我有特殊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但暴力革命終於來臨,他關於鄉土中國的一切分析和討論也都成為廢話了。

一九七九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到耶魯大學訪問,費孝通是團員之一,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他。我當面告訴他,早年曾讀過他的論著,他遵守官方規定,趕快聲明:那些錯誤的東西不值得再提了。我忍不住說:如果先生不曾寫過那些東西,今天也不會到這裡來了。他只好尷尬地一笑。平心而論,到一九四八年為止,費孝通是中國極少數最有代表性的社會學家之一,他的英文論著也受到國際同行的重視。一九五五年秋季,我在哈佛旁聽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群系統」一課,涉及中國方面的參考書便有費孝通和張之毅合著的《鄉土中國:雲南農村經濟研究》(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和他在《美國社會學期刊》上發表的關於中國紳士(Chinese Gentry)的論文。(編註:指“Peasantry and Gentry”一文,見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2, no.1, 1946)可惜進入一九五○年代以後,他的學術生命便劃下了休止符。晚年在中國出版的英文著作《走向人民人類學》(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實在令人無法卒讀,偶然在中文雜誌發表的隨筆之類也光彩無存,遠不能與《觀察》、《大公報》時代相比,這是令人惋惜的。

最後我還要提一下《新路》週刊。這份刊物是由錢昌照出錢辦的,他是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獲取經費毫無問題。他留學英國時受費邊社(Fabian Society)的影響,傾向於民主社會主義。這份刊物是一九四八年夏天在北平創辦的,清華社會學教授吳景超任主編,發表的論文也較多;在經濟學方面,清華劉大中和北大蔣碩傑最為踴躍撰文。一九七○年代以後,我在美國與台北常有和劉、蔣見面的機會,偶爾還追憶過《新路》的往事。一九七五年夏天,劉大中已接受了香港新亞書院董事會的聘約,繼我之後出任院長。不幸他回美國康乃爾大學之後發現癌症已到了晚期,這年八月他和夫人雙雙自殺,是當時一大新聞。我從《新路》中吸收了不少關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經濟自由、社會平等之類的知識,擴大了我的眼界。一九五○年代初,我在香港寫《民主革命論》、《自由與平等之間》等書,雖都膚淺不足觀,但思想的根源必須上溯至一九四八年在北平的閒居生活。

我在北平時期當然並不是整天都在嚴肅地關心思想問題。作為一個文化古城,北平確實有說不盡的生活情趣,我偶然會到郊外頤和園、玉泉山、香山等地遠足。至今不能忘懷的樂趣之一便是逛舊書店,琉璃廠固不必說,隆福寺、東安市場以及其他小書攤都是令人流連忘返的所在,有時發現想找的舊書而又索價甚賤,可以使人高興好幾天。夜晚聽免費京劇也是一大樂事。北平戲院上演京劇往往在晚上七、八點鐘開場,門道精的朋友告訴我:如果你過了十點去闖戲院,那時門口已無人收票,便可大搖大擺直入,且可能佔到好座位。我曾有好幾次看白戲的經驗,如譚富英的《定軍山》之類(壓軸戲一定排在最後面)。這是舊北平最令人戀戀不捨的文化生活。一九七八年十月,我在離開了二十九年之後重到易名的北京,竟感覺到那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北平時期,我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學生示威遊行,也沒有加入讀書會組織,但是偶然遇到我感興趣的演講,則一定去聽。例如楊振聲在北大講魯迅先生的舊體詩,我便聽得津津有味。這也是我在北平和在校大學生接觸的機會,使我可以感受他們的思想脈搏。我可以負責地說,當時青年對國民黨的貪污無能普遍地不滿足,但除了地下黨員外,很少學生認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所信奉的主要還是「五四」以來的民主、自由、寬容、平等之類的普世價值,何況當時中共也是打著「新民主主義」的旗號,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是在打下南京、上海以後才發表的(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知識青年和民主黨派人士反對國民黨的另一重大理由即是它的「一黨專政」,他們之所以要推翻國民黨政權,絕不可能是希望找一個有效的「一黨專政」來代替一個無效的「一黨專政」。儲安平在〈中國的政局〉中的名言:「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是『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已把這種心理表達得十分清楚。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足惜,但是天翻地覆的結果竟斷送了民國以來緩緩出現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雛型,則是當時知識階層完全沒有想到的。

圖/允晨出版提供

(本文摘自余英時著《余英時回憶錄》,允晨文化提供)


更多人物傳記

你可能還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