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盤:不再維護國際秩序的美國

金融海嘯餘震 仍衝擊全球政經版圖

令德國儲蓄者恐懼的是,馬利歐‧德拉吉擴大量化寬鬆政策正在促使歐洲債券收益率進入負值,而且壓低歐元的價值。二○一七年四月拜訪華盛頓的蕭伯樂告訴美國觀眾,他曾向德拉吉警告歐洲央行的擴大貨幣政策趨勢會加大德國的貿易順差。可以預期這會引發與美國的緊張情勢。歐洲央行立場堅定,而且國際貨幣基金支持歐洲繼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但是蕭伯樂已經注意到,川普的攻擊如何在對歐元區經濟政策的長期爭論中發揮作用。圍繞著川普的憤怒,不應該讓人忘記歐洲人和美國人在「美好的」歐巴馬時代對經濟政策的爭執有多麼痛苦。

在聯準會採取緊縮貨幣政策的時候,歐洲央行遲來的貨幣擴張政策是跨大西洋失衡的真正根源,而且它提醒大家,自危機爆發以來,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已經在世界經濟中留下痕跡。在德國,保守派的發言對政策不協調的貢獻比任何人還多。德國、荷蘭和中國的長期順差並非川普虛構出來的想像。他們指出世界經濟實際而持續的失衡。在很多領域的全球貿易政策中,川普政府粗俗的好戰舉動所導致的憤怒,太容易掩蓋實際要面對的現實問題。在二十國集團裡有著洋洋得意的氛圍。世界貿易組織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中透過預見世界經濟所贏得的掌聲,遠遠超過一九三○年代大蕭條期間的表現。並沒有災難性的倒向高關稅和保護主義。沒有重蹈一九三○年代制定「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 Hawley Tariff Act)的覆轍。二十一世紀的全球治理體系可能並不受歡迎,但是它發揮效果,或是說據說是這樣。因此,在危機發生十年後,極端民粹主義者不負責任的縱容經濟民族主義在背後毀謗。

對現狀的維護者來說,川普是諷刺漫畫中的完美敵人,他重申自由主義的祕密,但這使大家把注意力從一個更複雜與模糊的現實移開。川普看起來突然而讓人震驚的突破構想,以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義成功故事,全都取決於對全球經濟背景過度樂觀的看法,在貿易和貨幣政策上都是如此。

事實上,最後一次對全球貿易協議付出重大努力的杜哈回合(Doha round)談判在二○○八年夏天已經破局。世界貿易雖然從二○○八至二○○九年的災難中恢復,但自二○一○年以來,貿易量停滯不前。二○一五年以來,貿易量已經下降。這有一部份是由景氣循環驅動。縮減恐慌和商品價格的下降震撼新興市場。但它也反映出世界各國採用一系列保護主義措施,不僅集中在關稅上,還有各種非關稅壁壘。

沒有人想得到川普個人對貿易的觀點反映出對新型態保護主義的神祕認識。他將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首次形成的觀點照本宣科的表達出來。但如果圍繞萊特希澤四周的專家正在尋找彈藥來證明對美國出口歧視的現況,那麼他已經準備好了。透過減稅、補貼與出口信貸系統,更不用說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世界貿易不僅會透過企業價值鏈逐漸形成,而且還受到國家干預的影響。

美國的巨額貿易逆差很大一部分不僅是由中國貿易歧視所導致,還有透過境外避險天堂抽走的出口損失,這些避險天堂不只有在加勒比海地區,還有在歐盟。在這方面,曾經穩健的假設認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樣的自然流程在喪失說服力。川普政府裡的貿易鷹派並不主張回歸一九三○年代,但他們也不願意繼續假裝一九八九年天真的勝利主義,而且對於民主資本主義不可避免會勝利的簡單假設也不再「與事實起舞」。二○一七年十二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隱約地提到:「沒有任何歷史之輪(arc of history)可以確保美國的自由政治和經濟體系自動占上風。」

不再維護國際秩序的美國

毫無疑問,這樣的談話應該表明一種深刻的現實主義智慧。但實際顯示的症狀是缺少一個大膽或全面的新世界觀,而非在華府的絕望情緒。來自政府的人特別荒謬,他們在國會的支持者以上帝賦予美國價值觀的名義,一再試圖破壞對抗危機的努力,而且現在要求聯準會應該藉由一個非權衡的自動規則,來確保執行世界上最好的政策。

當然,川普在國安政策上的鷹派大聲拒絕「歷史之輪」已經被歐巴馬總統引用過。但在使用這些比喻時,他提到的不是歷史上抱持決定論的新保守主義哲學,而是一種美國最為自由奮鬥的一種先知的聲音(prophetic voice)。確實沒有決定論,問題是如何擊敗歷史之輪。即使有人接受川普陣營提供世界經濟幻想破滅的敘事版本,問題還是該如何回應。即使是對美國來說,「美國第一」是一個適當的答案嗎?無論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其他國家必須處理的現實是,美國選民已經把一個不穩定、自戀的民族主義者送進白宮,除非直接或立即與美國的民族利益有關,不然他不再承諾要維護國際秩序。然而美國的國家利益有自己的定義。考量美國民族國家與經濟的規模和觸及的範圍,這對全球都有深遠的影響。

二○○八年,美國一直處於危機的中心。布希和歐巴馬政府都面臨一個嚴峻事實:全球金融體系的功能很少自動運作,甚至沒有運作。在美國和二十國集團其他國家的領導下,他採取前所未有的努力來穩定「美國的自由政治與經濟體系」與世界經濟。二○一七年,美國再次成為全球的關注焦點,但這次的關鍵是美國不穩定的新政府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一旦以這種方式建構全球金融體系,鮑爾森在二○一六年夏季提出的問題就無法迴避。在總統川普領導下的美國,未來遇到金融危機會如何發展?它能否有團結一致的回應?如果根據二○一七年債務上限討價還價的經驗,那會再次變成務實的中間派共和黨人與國會民主黨人之間的角力。

當然,我們只能模糊的窺見未來。所以回顧過去之後,我們學到了什麼?如果有個問題來解釋我們的前景,那並不是川普可能不會在二○○八年處理危機,或是他會如何應對一些未來的意外事件,而是為什麼在二○一七年川普就任之後,他並沒有面對全球的經濟崩盤。這似乎是一個有違常理的問題。二○一七年,美國經濟穩定成長,失業率降至危機前的水準,市場正蓬勃發展。在歐洲,經濟最後終於反彈,一場立即的危機並未出現。最後,如果我們不將注意力轉向美國和歐洲這個跨大西洋全球化的中心,而是中國和新興市場這個未來決定世界經濟的地方,那麼這個問題的真正影響力就會凸顯出來。在二○一七年之前的幾年裡,一切都很平靜。

《崩盤》圖/八旗文化提供

(本文摘自亞當‧圖澤著《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八旗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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