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流比第一名更重要

有的醫生聰明才智雖高,但價值觀偏差,加上學習過程沒有遇到好的調教和薰陶,缺乏培養具人文關懷的醫德,反而因為自恃聰明過人,在行醫的路上捨基本功走捷徑,或無法拒絕誘惑走捷徑,把醫療當商品,視病人為搖錢樹,做出訛詐健保款項等,成為危害整體醫界的害群之馬。

小性格當中,我始終有一股不願服輸的個性。

高中聯考時我以一分之差,沒能進入第一志願建國高中就讀,只考上成功中學。於是,高一那年我奮發圖強,拿了全校第一名,只為了升高二的暑假,爭取申請離校證明參加建中的轉學考,當時成功中學校長一開始還不允許,因為我的執意堅持,後來才如願進了建中。

每個人一輩子的過程,都會遭遇到不同的挫折,如何處理挫折,往往也對應出一個人的本性。也許對很多人來說,能念前三志願也不錯了,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因為差一分而進不了第一志願,感到卻是莫大的人生挫敗。

當時我深切自我檢討,高中聯考之所以失利,全敗在自己過於大意。可能是因為之前在鄉下學校屏東中學,經常名列前茅,就以為自己功課很不錯了,填志願時也是馬馬虎虎,就按照報名簡章填下來,也沒注意到有第二志願的師大附中,自認十拿九穩一定能考上第一志願,因此在志願卡上,建中後面就直接填上成功中學。
再加上,當年從屏東到台北,北上赴考要搭平快夜車十幾個小時,投宿的旅館衛生條件欠佳,天氣熱蚊蠅又多,影響隔天考試表現,一連串的失誤,最後是以些微差距飲恨,給了年少青春的我很大教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由於我是獨自北上念高中,第一年借住親戚家,也體會到寄人籬下不好受的滋味。親戚家有四個小孩,有一天我發現中午的便當不一樣,特別豐盛,回去之後一問,才知道是帶錯表兄弟的便當,心中為此耿耿於懷,直到有一次回屏東家中,向祖母訴說這件事,她聽了只淡淡地說,「因為你不是他們家的小孩啊,這是當然的」,我才稍微釋懷,也由此學會謙卑及隨遇而安。

會特別記得人生早年這幾件事,應該是深深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態度。例如:哪裡跌倒,哪裡站起來;凡事都要自立自強,才能獲得生存上的尊嚴;以及凡事應盡全力追求完美的「零與一百」行事原則。還有,視野和格局非常重要,也就是人們常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因為要不是來到台北,我就無法如此強烈地感受到,都會區學生的課業競爭程度。在那個資訊不流動的年代,如果當時我繼續留在鄉下,那麼今天的我,一定只是井底之蛙。

考高中是一九六六年,再次有這樣巨大衝擊的感受,則是一九八○年,我服完兵役,在北醫附設醫院接受住院醫師訓練,然後再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進修之際。

八○年代的台灣醫學尚未發達,對一個當時從台灣來的留學生來說,哈佛所在地──波士頓之於台北,就好像台北之於屏東東港,有一種鄉下人進城,或者劉姥姥進大觀園般的滋味。這座孕育好幾位諾貝爾獎大師的一流學府,不但匯集全球精英學子,加上繼一九七八年,世界上第一位試管嬰兒露易絲·布朗在英國誕生,美國首例試管嬰兒也在一九八○年誕生,可說是正值生殖醫學起飛之際,全世界最新、最尖端的學問都匯萃於哈佛,我的視野一下被打開,真正體會到︽論語︾上說,翻過萬仞宮牆,見識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很喜悅也很震驚!

剛進入哈佛,一開始我也無法用流利的英文上課,聚會時聽不懂外國同學講笑話,語言溝通的障礙,也曾讓我感到相當挫折,於是只好下苦功練聽力,每天睡前必看三大新聞網ABC、NBC和CBS的晚間新聞,一步步奠定基礎,像是第一位坐上美國三大電視新聞網主播檯的ABC女主播芭芭拉.華特斯(Barbara Walters),在美國聲望極高的CBS晚間新聞主播華特.克朗凱(Walter Leland Cronkite)和丹.拉瑟(Dan Rather)等,這些知名主播當時訪問埃及沙達特總統的新聞畫面,迄今仍都還在腦海中,也塑造了我早年的國際觀視野。

和父親一樣投身教育

到哈佛進修,固然啟發我對學術研究的濃厚興趣,但奠定往後大半輩子,醉心於生殖醫學研究的志向,除了到哈佛進修時增長的見識之外,一定程度則是受到父親的影響。

小時候我在屏東鄉下長大,畢業於台南工學院(現改制為成功大學)的先父曾永祥,因受聘到林邊中學擔任分部主任,後來成為該校的首屆校長。在學生眼中,父親是一個有著頑童性格、充滿創意的校長,在那個威權的年代,他就允許進到校長室打掃的同學,大喇喇的坐在他的位子上;還讓初中生以民主投票方式,自行選出年級模範生;官方雖規定不准講方言,他卻組合唱團帶學生唱四季紅等台灣民謠;時下流行的創客(Maker)教育,他五十年前就開始推動,還在林邊打造屏東地區第一個工藝館和美勞教室。

因為我們住的校長宿舍,就在學校後門邊上,父親可說是以校為家,下課後老師們都返家了,常常是他陪伴晚歸的學生,直到送走最後一位,我從父親身上自然而然學到,一位好的教育工作者,要從身教做起,並且永遠和學生在一起。

相對於父親的溫暖個性,母親則是對於我們兄妹生活習慣,有著十分嚴謹的要求。印象很深刻的是,念幼稚園的時候,上學出門前,母親總會耳提面命一番,要求我返家時圍兜上不能有任何髒汙,上衣要摺疊好隔日再穿,這或許也影響我,後來在從事醫療和學術工作時,追求一百分的完美個性。

巧合的是,父親三十九歲開始擔任校長,我也是三十九歲那年回到北醫,接下婦產學科教職,直到六十五歲教職屆退,長達二十六年堅守在醫學教育的崗位上,特別擔任長達九年的醫學院長任內,不只要繼續治療不孕症病人的臨床工作,也得同時負責教育未來的醫師,身兼醫學院行政職務與生殖不孕科的門診工作,如同一根蠟燭兩頭燒,肩頭責任可說非常重大,但內心卻是感到十分充實,並總是樂在其中。

在醫學教育的這條路上,我始終抱持的信念是:培養良醫比名醫更重要。因此,在擔任醫學院院長任內,格外重視醫學人文教育的推動,北醫也成為國內第一個成立醫學人文學科的醫學院。

之所以特別重視醫學人文相關課程的創新,和我從過去近三十年來,和學生相處的經驗所歸納出的心得有關。我的觀察是,要培養出有愛心,又具備能在全世界平行移動能力的醫生,光靠聰明會念書還不夠,聰明才智只是成就一個好醫生的面向之一,另一個更重要的面向則是正確的價值觀,包括具備公益心、利他的人格特質。

最不樂見的是,有的醫生聰明才智雖高,但價值觀偏差,加上學習過程沒有遇到好的調教和薰陶,缺乏培養具人文關懷的醫德,反而因為自恃聰明過人,在行醫的路上捨基本功走捷徑,或無法拒絕誘惑走捷徑,把醫療當商品,視病人為搖錢樹,做出訛詐健保款項等,成為危害整體醫界的害群之馬。

事實上,一個人是不是具備利他情操,還是自私成性,往往很容易從日常的待人處事看出來,一個醫學生日後是否會成為良醫,學生時代的表現往往最具預測性,因為每個人在求學階段展露出的性格,是掩蓋不了的,經常表現出耍小聰明、絕少參與班上或社團的公共事務,或在當住院醫師時,對排值班表斤斤計較,這樣的人往往缺乏讓人追隨的領導能力,就算書念得再好也成不了大器。

至於那些對社團服務熱心投入,人際溝通較佳者,或許功課表現不是最好,但拉長時間來看,卻比較容易出類拔萃,成為行業內被敬重的好醫生。

這個道理並不難理解,因為一個值得患者信任的好醫生,一定要擅於和患者溝通,如此才能建立醫病之間的信賴感,更是預防產生醫療糾紛的上上策,且由於醫生經常要面對頑強複雜的疾病,以不孕症來說,經常要和患者一起承受孕不成功的失落感,相互鼓勵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療程,一定要有以柔克剛,加上堅持到底的個性,若是過於專斷、獨裁,也無法扮演好醫生的角色。

第一流 vs. 第一名

為了從源頭把關,把「醫生的蛋」照顧好,培育出能造福人群的好醫師,減少自私的醫學院學生,日後成為庸醫或黑心醫生的機率,在擔任醫學院院長期間,我開國內各醫學院的風氣之先,大幅提高醫學系甄選入學的比例,從原本的不到一○%,逐年提高到五成比例,透過甄選和面試過程,觀察並發掘一個人的多元能力。

例如,拋出是否贊成安樂死這樣的申論議題,從應試者的臨場反應,洞悉他的思考廣度與深度,這遠比只從考試分數或成績單上名次,更能有效預測一個高中畢業生,未來是否可能成為好醫生的優秀潛質。

「做第一流醫生,比第一名醫生更重要」,是我經常自勉以及勉勵醫學院學生,對自己應有的期許。因此,在擔任醫學院院長期間,我立下的宏願是:「北醫雖然不是第一名的醫學院,但在具有前瞻性領導及全院同仁通力合作下,期待能成為第一流的醫學院。」

要成為專業領域的第一流,前提要具備有國際級的高度。二○一二年,在我醫學院院長任內,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QS公布的「全球大學學科領域排名」,北醫即在醫學領域達成全球排名第九十一名,和擁有豐沛研究資源的台大醫學院,成為台灣搶進這個百大排行榜之列,唯二進榜的醫學院,也寫下台灣戰後醫學教育,第一個以私人之力興學,躋身全球百大醫學院的里程碑。

不只不孕症對患者而言,是零與一百的生命盼望,所有科別也都一樣,要成就每一個完整的生命,需要的是比以一百分為標準,考試得第一名更重要的醫學人文關懷。再說,醫術實有其極限,不論醫術再如何高明,都可能有意外產生,身為醫生只能盡心盡力而為,無法保證每一個患者都能被治癒,社會上亦不應該總是以「一百分」的標準,來衡量一位醫生的好壞。

「第一名」只是片面的成績分數,追求「第一流」的綜合表現,才是優秀提升到卓越的「A到A+」水準。身為醫學教育推動者,我始終努力的不是「第一名」醫學教育,而是有關懷、有使命感的「第一流」醫學教育。

(本文摘自曾啟瑞、尤子彥著《 闖出一條生路》,商業周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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