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才是「公平」的貿易

新型大國關係

2013 年6 月10 日,中國主席習近平在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同歐巴馬總統的會晤中首次提出,以「新型大國關係」作為指引中美未來雙邊關係的新框架。其主要含義如下:

第一,中美兩國都應該維持同對方的密切對話,避免衝突或對抗。
第二,中美兩國都應該把對方作為對等夥伴並相互尊重,5包括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第三,中美兩國都應該致力於互利合作,發展雙贏的關係,促進共同的利益。

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議可以理解為中國的「和平發展」(之前稱為「和平崛起」,由前任主席胡錦濤提出)政策的延續。其目標是在中國繼續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避免同美國的衝突或對抗,捲入冷戰或熱戰。

這種基於真正對等的互利、合作和尊重的友好關係,對於全世界和中美兩國都是全新的。為促進這種新型大國關係,需要對現有的中美關係做出調整,因為到目前為止,雙邊關係的構建並不是完全按照這一模式。美國在中國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有中國特色的)轉軌的過程中提供了指引,充當了經濟發展的模板。美國自20 世紀早期以來一直是世界大國,被所有國家承認。中國雖然自聯合國成立以來就位列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卻只是在最近才成為主要的角色。新型大國關係意味著中美兩國對彼此的禮遇和尊重不僅是出於友好關係,還應作為對等的強國。

當中國剛啟動改革開放時,對幾乎所有類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都非常歡迎。創造外匯是當時所有地方官員的主要任務之一,他們的個人工作業績取決於各自創造的實際GDP、就業以及外匯的數量。在一段時間,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佔中國經濟的國內固定投資總額的近20%。當時所有來訪的重要外國商人都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員的隆重接待,因為他們被視為潛在的直接投資者。從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到距今10 至15 年之前,若干美國大公司的董事長或首席執行官,會在北京慣例式地受到中共中央總書記或政府總理的親自接見,其中包括美國國際集團(AIG)、大通曼哈頓銀行(Chase Manhattan Bank)、通用汽車公司(General Motors)、匯豐銀行(HSBC)和IBM公司等。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繁榮,GDP總量和人均GDP提升,國內製造業的規模和水平進步,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重要性逐漸下降。2017 年,外國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國內固定投資總額中的佔比下降到1.4% 之下,中國的官方外匯儲備超過3 萬億美元,為全球之冠。

無論從宏觀經濟或國際收支的角度看,外國直接投資已不具有重要性,但仍應該受到歡迎,因為它能帶來中國所欠缺的技術、新商業模式和市場進入機遇。6 中國已逐步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越來越多的直接投資者希望把產品留在中國銷售,而非用於出口。

如今的外國公司高管很少能見到中國的高層領導人。不光是美國的企業巨頭,所有外國(包括港澳台地區)的企業也如此。這反映著中國的關注點的轉移,以及中國政府與外國直接投資者的相互談判地位的變化,中方能夠比以前更為強硬。1978 年人均實際GDP只有383 美元的中國,願意給出的條件顯然與人均實際GDP達到9,137 美元(2017 年價格)時大不相同。雙方出現某些態度和行為的變化應該是合理的。這不僅是在企業之間的談判中,也適用於政府之間的磋商。

此外,中美雙方實際上都不知道該如何以對等夥伴來面對另一個國家,它們都缺乏把友好國家當做真正的對等夥伴的經驗。中國在歷史上要麼把其他所有國家都視作藩屬,尤其是在富強時期,要麼對更強大的外國低頭,例如在1840–1949 年受制於西方國家,從19 世紀末到抗日戰爭受日本欺壓。美國在19 世紀基本上沒有捲入世界舞台,只是宣佈和推行了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有效防止了歐洲國家繼續在西半球推行殖民化。美國顯然在南北美洲都沒有對等夥伴。

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成了英國、法國及其他西歐國家的拯救者,對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則是戰勝國,並一度成為佔領者。美國是北約組織的支柱,在1945–1989 年保護西歐免受蘇聯的威脅,以及對抗之後的俄羅斯。美國還在日本和韓國駐軍,協助提供防衛,包括核保護傘。美國把所有這些國家視作友邦,但從根本上並不將任何一個作為對等夥伴。它們可以結為盟友,但並非對等的夥伴。過去的蘇聯倒是被美國當成同級別的對手,但它們並不友好,而是敵對狀態。

中國和美國也都認為各自具有特殊性,世界其他國家都適用的傳統規則對它們並不合適。美國於1971 年單方面撤出各國之間的固定匯率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這樣的例子。美國經常拖欠聯合國的會費,有次甚至長達20年。近來,美國在撤出伊朗核問題協議後,威脅對繼續同伊朗開展貿易的外國公司施加制裁,則是新的案例。7 中國則拒絕接受2016 年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問題的裁決,依據是「該法庭的大量錯誤使其裁決無效」。8 然而在未來,中美雙方都必須學習將彼此作為平等的夥伴,尊重和接受雙方的不同。特別是,它們必須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接受彼此有自己的特殊性。例如,實現台灣的統一是中國復興的中心任務,鼓勵台灣獨立的任何行動必然觸及中國的紅線。類似的是,拉丁美洲將依然是美國獨享的後院。中國還希望在政治和社會制度上沿著自己的道路前進,不給其他國家造成任何傷害,但也希望這一權利能得到尊重。

然而正如前文的各章所分析的那樣,在很長時間裡,中國和美國在許多方面並不旗鼓相當。雖然中國的實際GDP總量可能在15年左右超過美國,人均實際GDP至少在21 世紀末以前仍會落後。中國在科技領域會繼續落後美國至少20 年,軍事實力將足以形成遏制,但在很長時間裡並不能威脅到美國。即便雙方不是真正對等,中國也希望能夠以平等的朋友和夥伴的禮遇得到對待。或許在未來,中國將真正以對等地位受到美國的平等對待,但目前要把中國和美國說成兩國集團(G2)還為時尚早。

中美兩國並非註定要成為仇敵,中國並沒有任何統治世界的企圖。憑藉龐大的人口,中國的實際GDP最終超越美國不可避免。

但僅此不能成為爆發戰爭的理由。中美兩國在未來是成為朋友還是對手取決於雙方的意願,這些意願是可以自我實現的。如果雙方都認為可以成為朋友,並相向而行,則可以結成友誼。如果雙方都認為將成為敵手,並就此行動,則會轉為仇敵。因此中美兩國的領導人必須慎重處理各自的意願,構建民眾之間的友誼與互信。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撰寫過中美戰爭不可避免的分析。9 隨著新崛起的強國挑戰老牌強國的統治地位,後者可能以武力做出回應。他把這種不可避免稱作「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源自修昔底德的《古希臘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然而中美之間的戰爭遠非不可避免。這是因為,那樣的戰爭不但可能摧毀中國,也會讓美國的一到兩個主要城市及大量居民面臨滅頂之災,不會有真正的贏家,而是完全瘋狂的行為。美國顯然有更強的軍事實力,有能力發動第一波打擊。因此中國必須隨時維持最低水平的威懾力量,以阻嚇那樣的惡意襲擊。當然更為重要和有效的做法,則是加深彼此之間的經濟依存,讓戰爭變成完全不可想像的選擇。

共贏: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

(本文摘自劉遵義著《共贏: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時報出版提供)


延伸閱讀

哈佛國際關係課》中國和平崛起?

朱雲漢:川普升高貿易戰的政治算計和風險

中國拋售美債報復 為何行不通?

專題>>中美貿易談判全解析

你可能還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