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員工猝死 資本的「傲慢與偏見」

文/楊語濤、鄭文翔

新年伊始,中國大陸勞資矛盾的尖銳程度似乎突然躍升了幾個層級。

最先引起網路關注的是電商拼多多在新疆地區的一位22歲員工凌晨下班途中猝死。年輕生命在加班文化中消逝其實不乏先例,但真正引發爭議的是拼多多官方社群媒體帳號發佈的言論:「你們看看底層的人民,哪一個不是用命換錢。」

儘管拼多多方面立即出面解釋,這則發佈後立即秒刪的言論,是委外操作帳號的第三方公司員工失誤造成的烏龍事件,並公開了涉事人員的親筆陳述資料,但已經壓不住輿論對於拼多多「漠視生命」的怒火。就連大陸官媒新華社也發表署名為「辛識平」的評論文章,批評此為「扭曲的奮鬥觀」。

緊接著,有線民發佈影片稱,自己因為在某職場社群媒體上匿名發佈了同事被抬上救護車的照片,而被就職公司拼多多辭退,且公司人力資源負責人在與自己的談話中語帶威脅要求「封口」。

就在很多大陸網友認定拼多多是壓榨員工「慣犯」的時候,更多引發普通上班族與企業之間情緒對立的事件接連出現:大陸連鎖餐飲品牌西貝莜麵村的前副總裁此前在社群媒體上「月薪低於5,000(人民幣)不配吃西貝」的侮辱性言論被翻出;北京43歲外送員猝死送餐途中,保險理賠僅有3萬元人民幣;江蘇泰州一名外送員因討薪未果,做出自焚的極端舉動。而就在去年9月,有陸媒曾發表轟動一時的《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的調查報導,揭示了各大外賣平台利用演算法與大數據,對外送員的高強度壓迫,而報導中同樣重點提及的外送員缺乏勞動保障的處境,似乎也正在被不斷確證。

隔海的台灣,類似事件也層出不窮。從2019年10月至2020年10月,光是在台北市就發生了2,107件與外送員相關的車禍,其中還造成一名外送員死亡。而包括Foodpanda與Uber Eats等外送平台與外送員間狀況不明的承攬或雇傭關係,也存在許多爭議。

資本的「傲慢」

統整大陸與台灣的相關事件,讓人不禁想起過去對於大陸一些網路或科技公司提出「996是福報」、「大小週是硬核奮鬥」、入職必須簽署違法勞動法的「奮鬥者協議」的記憶,以及近一年來流行的「內卷化」、「打工人」等詞彙,最終匯集成了一股洶湧的輿論風潮,網友的矛頭也逐漸從反對畸形的加班文化指向了「資本作惡」。

的確,上述事件無一例外的體現出了資本的傲慢:將勞動者個體異化為工具,有意引導甚至刻意製造員工在工作時長與強度上的「內卷化」,有的還動輒搬出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的金字塔尖,給員工灌一壺「自我實現」的雞湯。

而面對愈演愈烈的隱性超時加班,以及不少企業在「超時加班光榮論」導向下催生出的加班「文化」,勞動者身上普遍又有深深的無力感。中國大陸龐大的勞動力市場讓大部分企業在雇傭關係中處於明顯強勢,沒有工會,或者說現行的「過節時發發福利、舉辦文藝匯演」式的工會,對員工維權幾乎沒有什麼幫助;加上法律懲罰力度不足,企業違法成本過低,難以形成自律。

大陸現行法律主要透過提高工資成本來限制企業加班行為,對違規企業採取「警告加罰款」的行政處罰。理論上來說,員工有權利拒絕不合理加班要求,也有權利獲得加班報酬。但在現實中,弱勢的下屬要拒絕上級的要求並不容易。許多公司雖然沒有加班規定,卻以完成高額工作任務為考核目標,這讓員工不得不加班。員工若想透過法律途徑維權,一般要由員工到勞動監察部門舉報,相關單位才會介入調查。而在職員工通常會避免和雇主發生衝突,即便打算離職,也擔心會因舉報而影響日後求職。

僅批判資本 非根本解藥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並不是把資本釘上恥辱柱,一切就迎刃而解,何況此次批判資本的輿論風潮有更為複雜的成因。從去年11月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開始,中共最高層曾在短時間內連續兩次強調「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本是大陸官方在金融監管和反壟斷方面釋放出的明確信號,而相當數量受到「精神感染」的民眾,已經將馬雲等網路大老的風評從「馬爸爸」變成了「資本家」。這種短時間內的大翻轉,又與中共建政後不久遵從馬克思主義(Marxism)基本教義派進行激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記憶有著曖昧的關聯。上述種種,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大眾往往會在邏輯上掉入偷換概念的陷阱,不分青紅皂白之下得出某種「關公戰秦瓊」式的結論。

客觀地說,資本本身並無善惡,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建設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資本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動能之一。何況這一波輿情中被集中聲討的網路業,存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就業環境,產業型態本身的特性,決定了其無法像傳統製造業等產業一樣可以嚴格控制工時,而員工個體高強度消耗的另一面,是遠超過其他行業的薪酬福利,網友慨嘆「被壓榨」的同時,恐怕大多數人也同時接受「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邏輯。高喊「資本作惡」,也算是一種經過情緒過濾後的偏見。

從「禮讚創業英雄」到「鞭撻資本/資本家」,背後是大陸社會價值觀層面的轉變:過去幾十年,中國大陸經濟體制的變革不僅全方位地改變了社會生產方式,還在個體與集體的關係變更中影響了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尤其是不同世代從崇尚集體價值向個人價值的實現轉變——更加規則化的雇傭關係替代了傳統工業領域的「集體精神」,勞工的利益訴求與資方的利益最大化,也更加涇渭分明。

要解決當下發展階段的矛盾,考驗的是公共管理者的治理能力是否達到了現代化的要求,既不能突破毫不猶豫地保障勞動者的底線,又能讓企業合理的「狼性」融入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奮鬥精神」。特別是中國大陸還要繼續擴大開放、參與更多國際經貿合作,提高勞工權益標準勢在必行,如何讓其內部資本成為範例而不是阻礙,是中共的重要課題。

作為資本本身,亦需要思考自身在大陸社會中的角色與作用,至少不讓自身淪落為資本主義式的剝削工具,何況如今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派力量也都在提倡並實踐資本在社會、環境、公共治理方面的責任。這不只是中國大陸面對的挑戰,台灣也在前進的道路上摸索著。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