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嚴冬的全球經濟

文/陳放

今年第二季全球經濟一片蕭條。按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數據計算,相較於上年同期,第二季GDP總值僅約達68%。五大經濟體中,印度經濟的衰退幅度最大,較去年同期降23.9%;歐盟次之,降幅13.9%;美國和日本分別下降9.1%和9.9%;中國大陸是唯一正成長的大型經濟體,GDP較去年同期上升3.2%。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無疑是導致全球性經濟衰退的罪魁禍首。疫情下,各國經濟活動紛紛陷入停滯:工廠停工、店舖歇業、居民減少外出消費。中國大陸之所以能在第二季取得正成長,也是因為疫情較早得到控制。相形之下,其他大型經濟體意識到疫情爆發的時間較晚,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控制政策,導致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從第二季開始洶洶襲來。

無論第三四季經濟是否反彈,全球經濟在本年度的衰退已成定局。世界銀行預計,2020年全球GDP將下降5.2%,其中已開發國家的衰退幅度將達到7%。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預測同樣悲觀:2020年世界產出(GDP)將萎縮4.9%,其中已開發國家的衰退幅度將達到8%。

本輪經濟衰退的程度之深,已能與1930年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相提並論。幸運的是,如今的已開發國家和大部分開發中國家已經建立起一定的「社會安全網」(養老金、醫療保險、失業救濟等)。即便如此,各國政府仍需要使出渾身解數,推陳廣泛的援助政策以緩解經濟各部門資產負債表的持續惡化。

各國政府使出渾身解數

為了減輕疫情給經濟造成的損失,美國政府制定並頒佈了《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CARES Act),向美國經濟各部門提供2.2兆美元的援助。為了配合該法案的實施,美國聯準會(Fed)亦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範圍下限降至零,並宣佈「無限量寬鬆」,即根據「需求」購買美國公債與房貸擔保證券(MBS)。

經濟衰退的嚴重性,同時迫使聯準會對貨幣政策架構進行重估。為了避免出現已開發經濟體長期低成長、低利率、低通膨的「三低」通病,聯準會引入了「平均通膨目標」,並對就業市場評估標準做出調整。其結果就是,聯準會將長期維持寬鬆的貨幣政策,即使通膨率攀升至2%左右,即使美國已經實現了充分就業,貨幣政策的寬鬆力度也不會顯著下降。

大西洋另一端的歐盟,則為了應對疫情的衝擊,罕見地在財政領域團結一心,就規模為7,500億歐元的經濟復甦基金達成聯合發債協議,以幫助成員國抗擊疫情並重啟經濟。歐盟此舉克服了歐洲財政整合的兩個歷史禁忌,即長期反對歐盟共同發行債券,以及堅決反對各國之間的明確財政轉移(即使是暫時的)。因此,此次籌集的復甦基金被稱為「新世代歐盟」(Next Generation EU)。

在疫情開始前就進入負利率時代的歐洲央行,也額外推出了7,500億歐元的「因應疫情大流行緊急採購計劃」(PEPP),並於6月4日追加購買額度6,000億歐元,使PEPP總規模達到1.35兆歐元。此外,歐洲央行現有的資產購買計劃(APP)也將以每月200億歐元的規模持續下去。

日本政府為了穩定經濟也是拚盡全力,於4月推出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總額高達108兆日圓的經濟刺激計劃。在此基礎上,日本政府又於5月推出了規模空前的第二輪經濟刺激計劃117兆日圓。至此,日本為應對新冠疫情而推出的財政刺激規模已達225兆日圓,約為2019年GDP總額的40%。

與美國和歐盟不同,近20年來日本的貨幣政策整體始終向著越來越寬鬆的方向發展。疫情前,日本長短期利率均已處於極低水平(無抵押隔夜拆借利率已經為負,10年期公債殖利率維持在零左右),日本央行的國債購買規模也已經達到每年80兆日圓。但是,為了穩定市場,日本央行還是在疫情爆發後將增加其他資產的購買規模,其中指數股票型基金(ETFs)的購買規模增加了一倍,至每年12兆日圓。

在所有大型經濟體中,印度政府的應對措施相對乏力。由於早在疫情爆發前,印度財政就處於過度擴張狀態,其財政空間並不大。即便如此,印度政府還是推出了20.97兆盧比的刺激方案,用於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市場流動性支持、工人和商販救濟資金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此外,印度央行頂著通膨壓力,於3月和5月兩次下調政策回購利率,將利率水準拉低了115個基點。

面對歷史性的大衰退,各大經濟體的應對之策仍以維持經濟穩定運轉為主。畢竟封城政策導致經濟活動全面停滯,經濟各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因現金流的喪失而逐漸惡化。此時原有的市場化金融秩序已經失去作用,政府必須站出來向經濟各部伸出援手,緩解其現金流壓力,防止財務的連鎖違約。

疫情拉長復甦陣痛期

儘管各國政府竭盡所能地推出了一系列經濟援助政策和貨幣寬鬆政策,並不斷推進經濟重啟計劃,但是預期中的經濟「陣痛」似乎遲遲無法消退。經濟復甦的道路始終被疫情的陰霾籠罩。

事實上,除中國大陸以外,各大經濟體幾乎都未能有效控制疫情擴散,而疫情的不斷反覆,成為經濟復甦的主要障礙之一。

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HU)統計,自3月疫情全面爆發以來,美國始終沒能控制住疫情的蔓延。因此,即使美國頒佈了力度空前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未取得相對應效果。截至9月底,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已超過700萬例,死亡病例累計已達20萬例。

印度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表現比美國更差。印度的疫情防控措施,與其說是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不如說是維護社會穩定。3月,印度政府在沒有掌握疫情擴散程度的情況下封城,勒令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返鄉。這導致疫情在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的印度農村快速蔓延。

隨著經濟衰退開始引發社會動盪,印度政府在疫情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又逐漸放開封鎖政策,導致疫情在全國範圍內進一步擴張。目前,印度疫情仍處於爆發階段,連續多日創下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新高。截至9月底,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已超過550萬例,死亡病例累計近9萬例。

歐盟和日本的疫情,在5月和6月期間一度得到控制。但好景不長,隨著政府和民眾放鬆警惕,疫情於7月再次抬頭。面對疫情再次來襲,歐盟各國政府和日本政府都沒有採取比此前更加嚴格的封鎖措施。在衰退的壓力下,經濟的重啟節奏不能被打斷,而民眾的健康只能寄希望於新冠疫苗的早日量產。截至9月底,歐盟27國和日本的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分別約為300萬例和8萬例。

疫情得不到控制,民眾的生活、企業的經營也就難以回歸正常。在疫情失控的情況下,經濟是不可能出現V型反轉的。

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2020年2月至4月間,美國的非農就業人口累計減少2,200萬人。然而,5月至8月間美國非農勞動力市場也僅恢復了1,060萬個就業人口,仍有超過一半的就業未能恢復。歐洲和日本的就業情況同樣不樂觀。歐盟統計局和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7月,歐盟和日本的失業率雙雙達到三年來的高點。

經濟蕭條不僅僅是一連串難看的統計數據。隨著居民失業的時間越來越長、倒閉的企業越來越多,消費和投資的信心將逐步下降,復甦的動力也在不斷衰減。如果,經濟長期低迷,預期中的「陣痛」將會發展成「慢性病」。

財政空間小 成長失動力

或許有人認為新冠疫苗大規模投產後,經濟就能夠擺脫疫情的陰霾,重新步入正軌。然而,經濟就像一列運行的列車,停下來之後想要再次啟動,就需要一個動力強勁的火車頭。如今,各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找不到這個「火車頭」。

在2008年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衰退中,中國大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全球經濟列車的「火車頭」。2010年「四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實施後,中國大陸的GDP年增率高達10.6%,帶領全球經濟走出衰退泥淖。然而,今年第二季中國大陸經濟僅成長3.2%,預計全年經濟成長很難超過3%,其實難以擔起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重任。

在缺乏外部成長動力的情況下,各大經濟體只能自救,加大政府財政支出。IMF預測,2020年已開發經濟體財政赤字佔GDP比率將從2019年的3.3%激增至16.6%,同期新興市場經濟體財政赤字佔GDP的比率也將從4.9%增至10.6%。然而,提升赤字率是有條件限制的,多數政府其實不具備這樣做的財政空間。

截至7月,美國聯邦政府2020年財政年度的財政赤字已經高達2.8兆美元,美國國債也已經高達26.5兆美元,其中對公共部門欠下的債務超過20.5兆美元。在年初的國會聽證會上,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曾警告稱,如果債務佔GDP的比例繼續快速提升,「這意味著,20年後我們的孩子們將把稅款花在償還債務上,而不是花在他們真正需要的東西上」。

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財政紀律相差很大,部分政府為了獲得短期效益,一直寅吃卯糧,財政嚴重透支。在還未實現財政整合的情況下,財政盈餘國家不甘援助那些赤字國;而受助國則對援助案中苛刻的財政改革條件怨聲載道。歐盟雖在各方的妥協下推出了經濟復甦基金,但是對於一個財權分裂的歐洲,該基金或許已經是共同財政政策的極限。

由於長期低利率且央行對國債概括承受,日本政府常年推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自1999年起,日本的年度預算規模均在80兆日圓以上。安倍晉三上台後,作為安倍經濟學的第二支箭,日本的年度財政預算自2013年起連續8年創新高。然而日本受困於人口高齡化、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即使政府常年大規模投資,內生成長動力也難以形成。可以說,日本經濟成長很難僅靠財政擴張來實現。

疫情發生前,印度財政已處於過度擴張的狀態。在2019-2020會計年度,印度一般政府債務佔GDP比率高達68%,超過IMF建議的60%警戒線。此外,身為開發中國家的印度還要考慮國際收支能力。2019年底印度公共債務為1.17兆美元,約為外匯儲備的250%。由於印度的外匯儲備規模較低,印度政府在國際資本市場繼續融資的能力不斷下降。6月,國際評級機構穆迪(Moody’s)將印度的主權信用評級從此前的Baa2下調至Baa3,評級展望維持「負面」。

面對經濟蕭條,居民缺乏消費需求,企業缺少投資動力。此時,政府確實應該站出來,加大財政支出,充當拉動經濟成長的「火車頭」。然而,在缺乏財政空間的情況下,很多政府力不從心。即使部分政府有能力繼續提高財政支出,龐大的財政負擔也會成為未來經濟成長的隱憂。

生產力低迷 蕭條恐成常態

如果說疫情失控和財政刺激不足只是短期內全球經濟成長面臨的難題,那麼長期來看,全球經濟的成長潛力也面臨著嚴重威脅。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社會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勞動人口的成長以及勞動生產力的提高。自工業革命以來,勞動生產力的提高逐漸成為經濟繁榮的決定性因素。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的統計數據顯示,1994年至2008年全球人口成長率持續下降,人均生產力的成長卻快速上升。這一方面是由於全球化的發展使資源配置更加有效,有利於生產力的發揮;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網路通訊等技術的發展,直接提高了生產效率。

在經濟領域,全球化表現為全球或區域性的商品、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整合,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商品和要素價格趨同、流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國際生產體系的形成。全球化雖能間接促進生產力的提高,但並非人人都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受益。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國家之間、社會階層之間、不同人種之間的發展差距逐漸拉大,部分民眾對全球化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

自川普(Donald Trump)就任總統以來,美國這個曾經的全球化領頭羊徹底「反叛」,美國政府開始不斷否定全球化成果,在世界範圍內掀起逆全球化的浪潮。2020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則對全球產業鏈造成嚴重衝擊,進一步削弱了各國政府和民眾對全球化的信心,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加速蔓延。

在經濟衰退期推行逆全球化政策的危害,史有明鑑。「大蕭條」期間,各國為應對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紛紛採取像美國史慕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Tariff Act)這樣的「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政策,推翻了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化成果,把全球經濟一步步拖入深淵,最終導致法西斯政府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逆全球化只是分配不均導致的必然現象,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Kofi Atta Annan)所言,「很少有個人、團體或者政府反對全球化本身,他們反對的是全球化所帶來的懸殊差異」。但是,對於某些政客而言,煽動民眾「掀桌子」比強制既得利益集團「公平分配」更容易做到。逆全球化本質上是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能力的缺失。可惜的是,全球經濟的長期成長潛力,就成為政客們爭權奪利的犧牲品。

同樣受到當前政治局勢阻礙的還有科技創新。科技的進步往往能夠推動生產力躍升,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近年來,科技再次進入爆發期,第五代移動通信技術(5G)、人工智慧(AI)、大數據、雲端運算、物聯網、量子資訊等重大創新不斷湧現。這些尖端技術本應是人類社會共同的財富,卻被美國的某些政客視為禁臠,不容他人染指。

在科技領域,美國已經習慣了「一家獨大、贏者通吃」。當中國大陸部分科技實力追上甚至超越美國時,美國部分政客想到的不是技術合作和市場競爭,而是以「國家安全」為由打壓之。這些以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Charles Schumer)為代表的政客,極力宣傳「5G競賽是一場美國必須贏的比賽」、「中國想取代美國的科技主導地位」、「中國企業一直在偷竊智慧財產權」等概念,遏制中國大陸科技發展。

然而,中國大陸的科技創新也是全球科技創新的一部分。隨著網路通訊技術的發展,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日益頻繁,跨國聯合研究成為科研領域的常態,科學技術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世界各國共同參與的結果。因此,當壟斷取代競爭、霸權取代合作時,美國不僅是在阻礙中國大陸的科技進步,也是在破壞全球科技創新環境,危害經濟成長的長期動力。

經濟成長能夠掩蓋很多問題,經濟衰退同樣也會暴露很多問題。由於預想中的經濟復甦遲遲沒有到來,經濟趨疲的壓力可能使當前政經局勢更為錯綜複雜,不斷消耗世界經濟的成長潛力。

在某種程度上,疫情只是導火線,它將各國經濟運轉中積累的深層矛盾逐一揭露出來,導致了這一輪經濟衰退。更令人擔憂的是,緩慢的經濟復甦進程與不斷惡化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之間或將形成惡性循環,令全球經濟步入漫漫寒冬。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