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病毒」 患者的汙名與恐懼畫出的「邊界」

文/蔡苡柔

去年底開始,從湖北省武漢市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2019-nCoV,俗稱武漢肺炎)因為其高傳染力以及難以確診等特性,在全球快速傳播,截至2月10日,全球確診病例突破4萬起,死亡病例906起,在中國大陸就有逾3.9萬例確診、904人死亡,死亡人數超過2003年同樣引起全球恐慌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

隨著疫情持續延燒,對新型疾病的恐懼及防疫壓力之下,是否要封鎖邊界、該不該拒絕人員的流動、是否拒發中國大陸民眾簽證都成為各個國家防疫時的討論重點,病毒雖無國界,但「邊界」在疫情下格外地清楚,這樣的邊界不只在主權國家之間,也在患者、疑似患者跟健康的民眾之間;此外,對於病毒來源地中國大陸的民眾和整個亞裔族群的歧視,也越演越烈,對疾病的恐懼,撬開了被秩序和道德壓制的歧視,鋪天蓋地的種族歧視言論在社群媒體裏快速傳播,更出現戴口罩的亞裔被毆打、咒罵的情況。

塑造邊界、貼上汙名標籤,在面對傳染病的時候,恐懼逼出的人性彷彿無所遁形,而在恐懼的背後,究竟又是什麼,對傳染病的防疫是加分抑或是減分?

疾病的「界線」和身份標籤

對疾病患者和疾病發源地的歧視在人類的歷史上屢見不鮮,1980年代愛丁堡曾被稱為「歐洲愛滋病之都」背上汙名的同時,愛丁堡的愛滋病傳染也逐步失控。19世紀末,舊金山的中國城也曾爆發鼠疫,使當地的華人背負汙名。隨著武漢疫情的延燒,除了各國加強對邊境的管控,禁止中國大陸民眾入境的管制之外,也出現村民自發性的封村、禁止外村人進入的情況,此時的「邊界」再明顯不過。

伴隨對疾病的恐懼,更明顯的,還有關於身份的標籤。2月2日,有位在莫斯科做交換學生的台灣人戴著口罩搭上乘地鐵,卻遭到一位俄羅斯人的辱罵大罵:「你有病毒嗎?」、「中國人滾!」並重擊其頭部,全程無人伸出援手;同天在紐約地鐵上,有一名戴口罩的亞裔女子,遭非裔男子毆打、咒罵。

此外,2月5日,一段影片在社群媒體上瘋傳,一個加拿大男子對著一對亞裔母女喊:「你掉了東西!」、「你掉了冠狀病毒!」並大笑離開,這樣的情況,隨著疫情的加深而日趨嚴重。法國亞裔也發起「#我不是病毒」的社群活動,呼籲停止對歐洲亞裔社群愈來越嚴重的歧視。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一書中提到,疾病是一種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雖然桑塔格提到,人終歸會往疾病王國走去,但在傳染病病情的發展中,往往能看出,人類為了避免踏入疾病王國而拚了命地捍衛自己的健康王國公民身份,將染病者逐出自己的周圍,甚至加以訕笑、責怪。

吃野味的中國人 與對患者的汙名

2011年的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講述不明傳染病肆虐全球的情況,在這次的武漢肺炎再次引發討論。電影引發共鳴的原因,除了與現實情況封城、物資短缺、全球恐慌等相應外,病毒的來源是蝙蝠和豬,也與此次肺炎推測的源頭類似,而引發廣大討論。

吃野味的處理過程不衛生、動物權等,固然是檢討的重點,但將疾病的源頭歸咎於「中國人太喜歡吃野味」,進而將過往吃過蝙蝠的網紅、部落客等捉出來斥喝、羞辱,其實無濟於事。但對未知疾病尋找怪罪的人、事、物並予以汙名化,在人類社會是屢見不鮮的。

除了尋找源頭外,被隔離的患者或疑似患者也背負著同樣巨大的汙名。隔離(quarantine)這個字從義大利文的「quaranta」(40天)演變而來。由於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隔離的做法從當時就出現。隔離,可說將無形的界線實際表現出來,不論是在居家或病房,被隔離的疑似或染病他者,就成為「健康」社會的恐懼。而人們為何被隔離,被隔離時的表現如何等,都可能讓他們背負汙名。

提起隔離,痲瘋病可說是隔離在人類歷史中塑造汙名的典型案例。《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Leprosy Doctors in China’s Post-Imperial Experimentation: Metaphors of a Disease and Its Control)作者劉紹華記述:「1880年代,美國以外,大英國協的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成員國也將痲瘋防疫種族化,限制華人移民。1885年,挪威醫生漢生(Armauer Hansen)促成1885年的隔離法案。以科學防疫之名而提出的隔離政策,普及了半世紀之久。華人被視為國際痲瘋疫情傳播源的「國恥」。從中不難發現,歷史驚人的相似,痲瘋病流行而造成特定種族的汙名。即使到了21世紀的今天,隔離引發的類似汙名仍能在這次的武漢肺炎疫情中見到。

《疾病的隱喻》中提到,疾病時常被賦予多種意義。要擺脫這些隱喻,不能僅靠迴避它們,它們必須被揭露、批判、細究和窮盡。依靠奪取該疾病的修辭所有權,考察它是怎樣被納入論點和陳腔濫調中,又怎樣被同化於其中。桑塔格以愛滋病為例,對於愛滋病這種帶來如此多的犯罪感和羞恥感的疾病來說,使其從意義,從隱喻中剝離出來,似乎特別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撫慰作用。

隔離陸生台商:誰是防疫的敵人?

但要讓疾病避開隱喻卻並不是容易的事。桑塔格曾警惕,恐怖的流行性疾病總會激起人們對寬容或容忍的抗議之聲。寬容,會被等同於縱容、軟弱、混亂和腐敗。此外,她也希望疾病能特別避開「軍事隱喻」。這次防治武漢肺炎的過程中,卻可看到台灣輿論對陸生隔離、台商返台等的態度,除了將武漢肺炎的疑似感染者或這些「外來者」視為入侵者,背後更有種種陰謀論,使得陸生、台商背負汙名。

陸生隔離政策,是這次武漢防疫問題台灣一大輿論熱點。台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許崇銘在《端傳媒》的投書提到:「當疾病與特定的身份(國籍、性別等)連結後,除了造成汙名,更具體的傷害,便是汙名自身就是防疫的漏洞。」患者因為害怕被唾棄,而隱瞞旅遊史與身份,當他們被發現後受到責罵,也就讓更多人採取隱瞞的態度,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更是防疫的漏洞。

此外,網民也開始「肉搜」,如洩漏疑似感染者的行蹤或「觀察」他們有無外出的訊息,受隔離的人不只在被隔離時受譴責(為何來台?為何去旅遊?),在隔離時的表現也被放大檢視(台商在私人網路帳號抱怨隔離飲食,引來撻伐)。

劉紹華指出,社會對疫病的過度反應是常態。但她提醒,要避免因不瞭解新興異病而產生的不確定風險、慌亂的防疫與社會論述,所造成對個人隱私與自由的戕害。

恐懼的背後:缺席的公衛預防

有趣的是,對比台灣對隔離者的不友善,以及南韓、印尼等地不希望住家附近出現隔離病患的態度,英國可謂是天壤之別。據英國《Sky News》報導,從武漢撤回的英國人蘭伯特(Kharn Lambert)在英國的隔離所除了有遊戲機、撞球桌等遊戲設備;也能在隔離區內自由行動、到戶外區透氣,院方甚至在撤僑當天辦了歡迎會。重要的是,當地民眾還送上蛋糕、鮮花、酒及玩具,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

各國民眾對疫情態度的不同,不單是民風的因素。對於肺炎引起的恐懼、巨大恐慌等情緒,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長陳美霞點出了在疫情背後,兩岸公共衛生體系中關於預防工作的缺失。

陳美霞提到,公共衛生分成兩端,包括前端的公衛預防和後端的治療。現在台灣防疫體系前線的官員背負這樣龐大的壓力,其實是因為兩岸公共衛生體系過度朝向重視醫療端發展而忽略預防端所造成的,這也是兩岸公共衛生體系在SARS期間曾引發巨大的恐慌,這次卻再度重演的關鍵原因。

瘋搶口罩、衛生紙,政府的壓力萬分巨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衛福部部長更一度落淚,這些混亂的背後,其實公衛體系越來越醫療化的沉疴。

陳美霞解釋,其實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兩岸,在公共衛生方面都有「預防重於治療」的概念。當時中國大陸公衛體系仍以預防為主,醫療為輔,他們訓練「赤腳醫生」負責基層衛生工作,注重農村衛生醫療;而同時期的台灣,主要政策也是「預防勝於治療」,各鄉鎮均建立衛生所。但自1980年代起,兩岸都往注重醫療技術、公衛體系醫療化的路上而行。

陳美霞以武漢肺炎為例,她指出,在預防和治療兩端都應該要有指揮官,由預防的部門發現病例,判斷嚴重與否,再交由醫療的部門負責治療,而非由一個官員扛下整個體系的重擔。她提到,防疫的主角是民眾,民眾應該是主體。預防和教育是本來就應該要做的事。因為兩岸在醫療前面大量的防疫、預防工作沒有做好,所以一旦發現新型傳染病,就會造成恐慌。

試想,如果中國大陸赤腳醫生體系仍在,在華南海鮮市場發現疑似病毒時就會迅速通報,並由預防端做該做的工作;若台灣的衛生所制度仍健全,也就能即時提供社區居民資料、口罩需求情況,而避免口罩之亂的發生。若是如此,兩岸這次在對抗武漢肺炎時的表現,是否會有一番不同的光景?

此外,對隔離病患的態度,也是源於公共衛生教育的缺乏以及過去社區醫療力量未能發揮,無法提供民眾足夠的信任,因此產生恐懼和衍生的歧視。反觀英國的醫療體系,以社區為基礎,有地方家庭醫生(GP)制度,明確地分級醫療和社區支援,讓他們對社區有足夠的信任,對防疫的情況更能掌握。因為沒有「恐懼」,自然不會找代罪羊、畫界線或是汙名化隔離者的情況產生。

最後,誠如劉紹華的溫柔提醒:「時刻體認公共利益與個人自由之間是一種拉鋸,才可能儘量免除『以集體之名』為理所當然的公共正當性,傷害個人。」在流行疾病前,人人多所恐懼和自危,因而無法理性檢討制度缺失而流於情緒性的攻擊,患者們往往首當其衝。在面對疾病時不賦予它過分的修辭和隱喻,以及塑造其對立的工具,或許才是傳染病所能賦予人類的真正意義和隱喻。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