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大挪移:地下匯兌手法破譯

文/廖士鋒

當兩岸民間金融匯兌需求無法在陽光下被滿足時,大多數人會很理所當然地轉移至地下。神祕的是,兩岸之間為數龐大的地下匯兌,宛若金庸小說裏所提到的厲害功夫「乾坤大挪移」,其手法與管道的演變一直非常隱晦,直到近年,才伴隨著政府強力掃蕩,逐漸展露在世人面前。

「政府之手」何在?

在原理上,兩岸地下匯兌是由經營者在兩岸各設一個據點(銀行帳戶),大陸方面的據點(主要是上海、東莞、珠海等台商聚集區)收放人民幣、台灣方面的據點則是收放新台幣,不論是需要將人民幣換成新台幣,或將新台幣換成人民幣,都可以輕易操作,也因為是雙向供需,所以不易發生失衡現象。

除此之外,部分業者則會經由第三地來處理匯兌,例如香港的「找換店」也曾成為台灣地下匯兌業者的標的;還有一種地下匯兌是經由持大陸銀聯卡在台刷卡,由廣州銀聯卡公司匯款至香港帳戶後,再由香港轉帳至台灣,這是台灣業者用來避稅的手法之一。

儘管原理簡單,手法與管道卻是多元並存。在檢調單位日益加大執法力道下,透過執法披露的匯兌手法,以及本刊不具名訪問調查局實際查辦相關業務的官員,讓「地下匯兌」得以被勾勒出較為清晰的輪廓與面貌。

涉及匯兌與查辦地下匯兌的相關機關,除司法單位外,主要有中央銀行、金管會、財政部、經濟部、法務部調查局,另外行政院還設有洗錢防制辦公室扮演名義上的統籌督導角色。1997年台灣作為創始會員國,以「中華台北」之名加入亞太洗錢防制組織(APG),2001年、2007年分別接受第一輪、第二輪評鑑,第二輪評鑑被列為「一般追蹤名單」。

2011年因追蹤結果不佳,跌落與阿富汗、寮國、緬甸同級的「加強追蹤名單」。2015年第三輪評鑑開展,台灣極力要擺脫此前不佳的成績。直到2018年11月完成第三輪實地相互評鑑,當時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特別強調,若第三輪評鑑仍是不佳,將使台灣資金匯出入大受影響、金融機構在海外的業務受到限縮,甚至台人赴海外投資也要遭受嚴格審查,國際聲譽與地位也將大幅貶落。

在執法單位加大查緝力道下,台灣在規則更加嚴格的第三輪評鑑中一掃前兩輪評鑑的缺失,達到最佳等級的「一般追蹤」(regular follow-up),還贏過新加坡。而2018年整年地下匯兌的查緝成果,更有高達新台幣321億元涉案金額。據調查局長呂文忠透露,2019年查緝的匯兌金額更達800億元之譜,成長相當驚人。

能夠查緝地下匯兌的司法警察單位,主要是指法務部調查局,本刊也特別訪問曾經手的調查局官員(下稱調查官甲)談論辦案經驗。調查官甲表示,對於地下匯兌的查緝,主要依據《銀行法》辦理。他指出,調查局對於地下匯兌的消息掌握,除了自力探查外,主要有檢舉、檢察官通報,或者由銀行通報可疑交易(新台幣50萬元以上的可疑交易)。

而偵查方式則是以銀行帳戶的明細為主,調查官甲特別說明,如果帳戶的「零頭」進出很多(尾數是零頭顯示受到匯率影響),即會被認為可疑、不單純的帳戶往來。若再加上往來帳戶符合「不特定」的情況,就可能涉及地下匯兌、構成《銀行法》違法要件。

根據調查官甲的說法,在查緝工作上,調查局跟其他單位其實並沒有特別溝通協調。調查局負責調查,檢察單位配合,而調查局工作不受中央銀行、財政部、金管會影響。另外,據他透露,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也不負責偵辦跟實務,「頂多是統籌而已」,調查局洗錢防制處同樣不歸它管。儘管涉及地下匯兌的相關組織機構繁多,但整個查辦體系中,還是以檢調為主力。

金融地下道:從銀樓直通銀行

在近年予人負面印象的查緝新聞之外,其實地下匯兌在台灣的發展具有相當強的歷史脈絡,甚至涉及人們對貨幣的理解。冷戰初期,台灣地下匯兌的據點主要集中在銀樓,因為在中國傳統社會裏,銀樓與錢莊就是民眾的「銀行」,特別是金銀本位時期,黃金、白銀就是貨幣,銀樓所交易的金銀飾品或條塊,也具有貨幣屬性。

在這個基礎上,進入信用貨幣制度後,銀樓吸納部分金融業務,也不過是種順理成章,特別是在數十年的外匯管制時期(當時黃金為「國家總動員」物資,也受嚴格限制),有所謂的「官定匯價」與匯兌金額限制,民眾的匯兌需求被嚴格限制,銀樓不只買賣金銀飾品,也發揮金融功能,成為地下匯兌所。在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下的美鈔跟黃金,甚至合稱為「金鈔」,可見其同質性之高。在新台幣幣信不佳時期,銀樓則藉由黑市匯率賺取美鈔和新台幣的匯差。

與銀樓相較,早期另一個相當風行的地下匯兌手法即是「旅行支票」。旅行支票主要就是讓旅客能不必帶現金即滿足交易需求,特別是美元旅行支票,在納入台灣出入境攜帶限制前,非常受到歡迎。

據《聯合報》1992年的報導,美國花旗銀行發行的旅行支票,單是台灣一地的銷售量就達到全世界三分之一,更有美國商業銀行在台灣負責旅行支票的高級主管,常常到美國總公司接受表揚。

直到2008年財政部關務署訂定《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國境攜帶外幣現鈔或有價證券申報及通報辦法》,才開始限制有價證券(含旅行支票)的攜出入額度,面額總值逾等值1萬美元以上應申報。此後,以旅支作為地下匯兌重要手段才逐漸沒落。

隨著時代變遷,外匯管制解除,外匯需求不再僅有美元,但銀樓仍舊發揮著金融功能,成為匯兌的重要場所。例如,前總統夫人吳淑珍胞兄吳景茂曾向檢方供稱,自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開始,就協助將其貪汙、收賄款項經由銀樓、地下錢莊,分批匯出到海外。

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同時台灣經濟結構變化,大批台商、台生、台勞與台幹前往大陸生活,也使台灣的外匯需求開始納入人民幣,兩岸匯兌需求日益增大,甚至成為匯兌主力。

2008年中央銀行開辦台灣本島人民幣現鈔買賣業務,2009年兩岸並簽署《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2012年還有《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但是兩岸間地下匯兌並沒有因銷聲匿跡。除去詐騙等犯罪的洗錢需求,大批台商受制於大陸外匯管制,以及資金處在「灰色地帶」難以匯出,仍得求助於地下匯兌,這項需求隨著轉帳載具的數位化、電子化,手法也更先進、更專業。

地下匯兌「市況」

至於兩岸地下匯兌的管道,早年的銀樓為主的局面逐漸多元化,本刊記者彙總公開報導資料,標示出常見的管道、手法(見表)。根據調查官甲的說明,貨運公司是查緝上的一個重點,因為對於往來兩岸的貨運公司而言,需要收付雙方兩種幣值的運費,匯兌需求高;而部分需要往來兩岸的行業,也都有可能成為地下匯兌的流通管道。

【表】

在手法方面,除了現金交易外,透過銀行帳戶交易,涵蓋三種帳戶類型:實體帳戶、網路銀行、數位帳戶,這些帳戶的交易明細如有不特定的大筆資金進出,或呈現不正常的零頭尾數,都可能會面臨調查局的追查。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福建平潭島試驗區也成為地下匯兌經營業者洗錢的重要據點,甚至還有專門帶人去開戶的旅行團。《台灣蘋果日報》曾派員調查,發現多數團員都是衝著申辦電話卡及銀行開戶業務而來。團員也大方透露,開戶的目的就是為了從事地下匯兌;而平潭島的優勢即在於中國銀行於當地開辦「新台幣現鈔結售匯匯率點差」政策,使人民幣兌台幣的中間價更為優惠,吸引匯兌業者搶進。

最重要的是,地下匯兌經營人員,從早年的銀樓業者,到逐漸以台商為主,甚至專業化起來,近年被檢調單位查緝的人員多具有台商背景,但已轉為專門經營兩岸地下匯兌。

該報導訪問的台商亦指出,早期台商往來兩岸,各有匯兌需求,就直接互換了,靠的是「交情」,這套模式延續至今,重視人脈與人際網絡這點,也與台灣和大陸經貿往來後形成的商貿文化相關。

但不可諱言,地下匯兌存在巨大商機。2018年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國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報告》統計顯示,每年經營地下匯兌利益約為新台幣150億元。

經營兩岸地下匯兌的利基,主要在於匯差或手續費。因為需要使用地下匯兌的「買方」,大多數是受到各種限制,資金無法藉由正常匯兌管道流通,必須依賴地下匯兌,加上市場極不透明(即匯兌需求者要付出的成本,在不同匯兌業者中相差巨大),也就形成「賣方」(即業者)壟斷定價權、買方議價能力較弱的現象,其中即蘊含龐大利益。

新技術時代下的改革籲求

兩岸民間交往頻繁,政治上卻相對疏離許多。近年兩岸關係不佳,同時政府也大力查緝地下匯兌,甚至質疑其作為中共「介選」的管道。其實,對於有正常需求,但受限於大陸規範(主要是完稅證明、金額限制),而必須採取地下匯兌的民眾而言,確實是無妄之災。

特別是,在中美貿易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下,不少台商在大陸的資金有避險需求、也有轉移的可能。但是不僅中共正在加強管制外匯,台灣也加大查緝地下匯兌,兩岸政府各自築起的圍牆,匯兌問題也就始終困擾著有需要的人。

目前台灣社會也出現一股新的呼聲,前行政院長陳冲以及不少金融學者,呼籲政府修改《銀行法》,放寬非金融機構也能辦理匯兌業務,就是濫觴於兩岸匯兌平台「櫻桃支付」遭到檢調偵辦所引起的適法性爭議。

而目前金管會已經開放外籍移工在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之下(尤其是洗錢、資恐監管),使用非銀行機構的匯兌服務。但目前只有統振與港商易安聯兩家,且未來還需要「預告法規」,曠日廢時。最重要的,是這些「實驗」都不包含需求最為龐大的兩岸匯兌。

政府如果能夠進一步鬆綁兩岸匯兌的法規限制,對於非犯罪、非洗錢的普羅大眾需求者而言,定會是一項德政。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