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第五個現代化」

文/小枝
過去幾十年,中國大陸走出世界工廠的格局,在科技創新領域趕超各先進國家,並從打造科技強國,再邁入科技治國的新階段。科技,正在成為這個強權國家的成長引擎,中國大陸科技產業的複雜巧妙和雄心勃勃,已經發展到可與美國匹敵的程度。而同時,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像中國大陸一樣,在發展科技治理的道路上受到如此多的非議和批判,在中共牢牢控制政治和話語權的同時,習近平提出的「治理能力現代化」,在西方也被描述為是中共藉助於大數據、網際網路、無處不在的監控鏡頭等對人民實行全面監控,為維持自身的高壓威權統治。

不過,我們或許該理解得更全面一些,看到大陸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應用,而非抓住一隅,便全盤否定中國的科技治理策略。

科技融入國家治理

過去十年,從水電煤到五險一金、交通違章等,大陸百姓越來越多的事情從「跑廳辦」變成了「網上辦」和「指尖辦」,各個城市建設打造「數位政府、浙里辦、閩政通、北京通、粵省事」等創新服務不斷湧現……政府數位化轉型正在成為中國大陸社會整體資訊化發展的主要牽引力,並逐漸走向世界前列水準。

據市場報告顯示,到2020年底,中國大陸將建成以國家政務服務平台為樞紐的全國一張網,基本形成縱向貫通、橫向協同、上接國家、覆蓋全省(市、區)的數位政府體系,全國大部分省(市、自治區)80%的業務基本上能在線上完成。並且在奠定政府治理現代化的技術基礎,繼公共服務便捷化之後,數位技術將進一步幫助政府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區域數位經濟加速等目標。

而最近中國大陸的科技亮點,再次被區塊鏈和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向另一個新境界。

2019年10月24日下午,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區塊鏈技術發展現狀和趨勢的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區塊鏈技術的集成(整合)應用在新的技術革新和產業變革中起著重要作用……要加快推動區塊鏈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積極推進區塊鏈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

在10月28日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後,這次會議專題研究如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問題」。

七年前,多維新聞便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稱為中國的「第五個現代化」,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表示,國家治理體系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等各領域體制機制和法律法規安排,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但台港及西方的一些政治評論指出,所謂的治理能力現代化其實是用經濟、政治、監控等手段,保證中共的繼續執政。

不管這兩種認識孰對孰錯,「治理能力現代化」都與「科技治國」高度相關,可以預見,未來當大眾提起中國大陸科技治國時,想到的不再僅僅是影像監控,而是更系統更全面的現代化治理方略。但比起簡單地將治理現代化認定是用來鞏固中共統治的指控,恐怕是沒有想到其背後的深層核心考量。

經濟之爭才是核心

「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和全球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新技術突破加速帶動產業變革,對世界經濟結構和競爭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習近平對科技與社會變革,乃至於更宏觀的世界格局的宣示。隨著經濟成長趨緩,對科技創新的需求越發迫切,尤其在中美貿易戰升級之際,一場科技實力的較量已經擺上檯面。

世界經濟論壇創辦人史瓦布(Klaus Schwab)曾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做過這樣的總結: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徵是鐵路建設和蒸汽機的使用把人類引領進機械生產;第二次工業革命表現為電力和生產線出現導致規模化生產;第三次工業革命即為半導體、電腦和網路發展催生的網路革命和數位革命。

當前正在發生的這場技術變革,也必然導致第四次工業革命,踩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尖,誰能最先滲透前沿科技的作用,誰就將引領全球市場。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正是人工智慧、生物科技、物聯網,在這個時代,比拚的就是科技滲透到社會、生活、工業、經濟等方方面面的速度和效率。

拿最近的區塊鏈政策來說,中國大陸在此時的態度轉向,即是意在數位貨幣和未來的經濟霸權。經濟觀察家秦鵬在《美國之音》的談話中表示,區塊鏈讓中國大陸看到了機會,因此在前些年研究的基礎上,開始試圖透過一帶一路推廣國家數位貨幣,接著跟美國爭奪金融霸權,區塊鏈未來還可能改變金融、物流、製造、軍事等各領域,如果能在這方面搶佔先機,甚至獲得較大的控制權和技術實施的權力,未來能像華為在5G領域一樣獲得更大控制權,將對中國大陸全球爭霸的野心提供很大幫助。

這不免讓人想起,此前臉書的創始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曾警告美國國會,中國大陸的數位化努力可能會令美國金融業望塵莫及。

中西科技分庭抗禮

在這場以科技為名而開打的戰役中,中國大陸已在短時間內受到全球關注,且極有可能後來居上領先世界,這種突飛猛進的態勢,歸根結柢是和中國大陸的「國家意志」息息相關——如果說西方科技是企業透過市場來達成,中國大陸則是在國家的政策推動下高速前進,這種以舉國之力達到的效果,遠非其他國家可比。

在國家層面,中國大陸將推進科學技術發展作為最重要政策,各級政府制定全面實施的綜合計劃,並為此成立了從中央到地方、從大學到企業的各級組織,並且《科學技術進步法》、《教育法》中明確規定,對科技和教育的投資有義務要超過經濟增長的水準,這在世界上未有先例。不僅如此,單獨把一項高科技(區塊鏈)列為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題,此前也從未有過,足見中共對科技越發的重視和投入。

但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中、美、歐在技術和數據監管方面的差異也逐漸凸顯,並對管理技術的相關規則和規範形成壓力。中國大陸正在發展的技術生態體系,已經讓一些專家擔憂網路世界出現「中西分治」,現如今在現實世界中,也在出現中西方「科技執政兩重天」。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中心執行主任湯姆•凱洛格(Tom Kellogg)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提到,中共所說的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同於西方普遍接受的「現代國家治理」(Modern Governance),它不僅包含了其他國家中常見的將科技融入日常治理,從而改善政府的決策制定和整體表現的良善努力,也包括透過改革提高共黨維護政治和社會控制的能力。

也就是說,現代國家治理更傾向於結合民主和科技創新的經驗,以透明、參與、包容及問責等基本原則,讓政府的政策制定、執行過程更加透明和開放,讓民眾能全面了解並參與到政策的制定中來,用科技打造一個透明政府。相對而言,中國大陸則走上了另外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探尋其緣由,《人民日報》曾給出解讀,指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是西方化」,因為中西方基本制度設計、核心領導力量和思想道德基礎不同,決定了科技執政的差異性。

首先是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構了不同於西方的國家治理體系;其次,中共作為核心領導力量,與國家的關係緊密而直接,不同於西方政黨的背後是資本的力量,壟斷資本是國家治理結構與治理體系的主導力量;此外,中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立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上,與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有根本性的不同。這種種差異,最終造成中西科技治理的不同。

若一味用西方現代國家治理的方式,來批判中國大陸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就一定合乎邏輯,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嗎?科技產業在資本社會利益的競逐下,著重在發展商業模式而非做出突破性的嘗試和升級,這樣的情況在由企業主導以符合市場需求為發展目標的西方科技發展尤為明顯,中國大陸的科技發展,增加了國家意志的元素,從而使這片土地的科技治理籠上了西方視域裏的「數位集權」陰影。

美國學者蓋瑞•威爾斯(Garry Wills)所著《必要之惡》(A Necessary Evil),核心內容指出,任何政策都難以避免「必要之惡」,它是為了必須實現的好結果而必然發生的,但在一些人看來是「惡」的事。如何讓科技向善,讓科技治理造福於國家發展和人類社會,才是初衷,而對於必要之惡,或許我們更應思考,該如何避免它們發生。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