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保六」之爭

文/辛立

大陸的2019年第三季GDP成長率下滑至6.0%,直逼該年成長目標值下限,也創下了大陸自1992年GDP成長數值開始發佈以來的最低讀數,便在境內外媒體層面掀起了一場「保六」之爭。今年是大陸「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今年成長目標該如何設定,市場上出現激烈的討論也是正常現象。在大陸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最高層雖然已經定調,但各方都有對形勢的不同評估。對是否應該「保六」,各方提出不同的觀點。

「保六」之爭的兩端

為什麼大陸自2019年第一季以來,成長率以約每季0.2個百分點的速度下滑,至第三季已下滑至6%的歷史性低水準?有一派聲音認為,答案很簡單很明顯——中美貿易衝突導致外需萎縮。自2018年7月起,美國分三次對500億美元大陸輸美商品加徵25%關稅、對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10%關稅,北京對此做出針對性的反制措施。此後,衝突繼續升溫,加徵關稅稅率提升、加徵商品規模擴大,中美進入全面經貿衝突狀態。加徵關稅對雙方出口帶來重大負面衝擊。以美元計,2019年前10月,陸對美出口金額年減11.3%,較上年同期下滑24.6個百分點;自美進口金額年減25.4%,較上年同期下滑33.9個百分點,雙邊經貿額大幅萎縮,美國從中國大陸的第二大貿易夥伴降為第三大貿易夥伴。出口減少、外需萎縮,自然會導致中國經濟成長率下滑。

中美貿易衝突帶來的負面影響,和大陸GDP成長率下滑幅度相當。2018年大陸GDP為人民幣91.9兆元,全年對美出口金額為3.2兆元,即對美出口佔GDP比重約為3.5%。2019年前10月,陸對美出口成長率下滑了超過20個百分點,對GDP成長率有約0.7個百分點的拖累。當然,最終計入GDP的是淨出口而非出口,由於貿易衝突導致大陸經濟向下、進口減少,對美出口成長率下滑,對GDP成長率的影響會小於0.7個百分點。但也由此可見,中美貿易衝突為成長率帶來了較大的下修壓力,大陸經濟成長因此而下滑0.4個百分點,是可預期的。2019年第三季大陸GDP成長率已跌至6%,受中美貿易衝突持續升溫、外需持續萎縮影響,未來跌破6%的可能性大增。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中山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湛是這一派的代表,他認為,既然「破六」壓力來源自貿易衝突導致的外需萎縮,那麼是否要「保六」,實際上就是要不要加強逆週期調控,以應對貿易衝突帶來的下行壓力。

另一派則認為,2018年春季以後經濟成長率回落的成因,外需為輔,內需為主。如果大陸近來的經濟波動純粹是由外需推動,則政府或許應該加大刺激力度。但目前的經濟趨疲主要是2016年和2017年刺激政策本身帶來的負面效應產生,從房地產、汽車、重型機械、製造業投資、基建投資和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方面,都很容易得出這個結論。這些領域的衰退,某種程度算是回歸市場均衡。

另一位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則代表這一派,他認為,受中美貿易戰和內需週期下行的雙重衝擊,一定程度的逆週期調節政策是必要的。但過猶不及,過大程度的刺激,會導致再一次的需求前置,本身意義不大。刺激過於頻繁,效果也未必明顯。過去一輪刺激中,財政資金和政策性銀行資金的配置效率明顯降低,投資效率堪憂,這個問題沒有解決,貿然開啟新一輪的大規模刺激,可能會帶來長遠的負面影響。

「保六」的原則

這兩派聲音,彼此在本質上其實並不矛盾,綜合起來看,反而能更好的去瞭解當下中國大陸所處的經濟週期。在這個發展階段下,反倒中銀國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從「潛在產出水平」這個維度提出的說法,頗堪玩味。

徐高提出,「潛在產出水平」並非一項經濟統計數據,而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指的是經濟中各項資源被充分而有效地利用時,所能達到的產出水準。如果經濟成長率超過了潛在產出水平,就意味著產能已被超負荷使用,非但難以持續,還會產生通膨等不利副作用。有人相信大陸近年來經濟成長減速,是潛在產出水平下降,嚴格地說,是潛在產出成長率下降所致,因而認為應該接受經濟成長放緩的事實。持此立場者會對「保六」不以為然。

首先要釐清,潛在產出水平這個概念本身是沒問題的,一個經濟體的生產能力終究不是無限的,必然存在一個最大可能性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潛在產出水平。但「潛在產出水平下降」這個邏輯假設並不堅實。會有這樣的結論,其實是西方主流總體經濟學對中國大陸經濟的錯誤套用。

因為,潛在產出水平無法直接測得。一個經濟體的潛在產出水平只能透過觀察其產出情況來估計。常見的估計方法有兩種。一種是生產函數法,利用估計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對產出的貢獻來估計潛在產出水平;另一種是利用對產出數據的過濾演算(Filtering),來找出它。但不管是哪種方法,都有同樣的前提假設:經濟產出的長期趨勢,是潛在產出水平。

假設經濟產出的長期趨勢就是潛在產出水平,實質上假設了經濟產出與潛在產出水平之間不會有長期的背離。換言之,經濟在長期處在生產能力充分運用的狀態。這個假設的背後是對市場高效運行的信仰——相信市場至少在長期會把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從而在長期能讓經濟處在生產可能性邊界上。

分析者在估計潛在產出水平時往往並不明言這一假設。有些分析者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個前提假設的存在。之所以會如此,是因此為西方總體經濟學所採納的一個隱含假設。在當前總體經濟學看來,經濟就是一個有摩擦阻力的市場體制。在長期,市場終歸會發揮作用,將資源配置到有效狀態,從而實現最大可能的產出。而在短期(往往以季為單位來衡量),則可能因為一些摩擦性的因素,如價格或預期沒有及時調整到位等,但短期終究不會太長,很快就會收斂到長期。所以從長期來看,經濟表現會在潛在產出水平周遭震蕩、修正。

但經濟為什麼一定圍繞潛在產出水平運動?為什麼一個經濟體的產出不能長期低於潛在產出水平?西方總體經濟學不會問這樣的問題,因為這種可能性已被主流觀念對市場的信仰給排除了——西方總體經濟學不相信市場即使在長期,都不能達成資源的有效配置。但這種情況未必不會在中國出現。

中國大陸經濟仍然處在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市場並非資源配置的唯一決定因素。從市場的角度來看,資源非有效的配置狀況普遍存在。比如,民營企業的經營績效雖然普遍好於國有企業,但金融市場在配置融資時,卻會更多地把資源配置給國有企業。這是民營企業從2018年開始陷入「融資難」困境的重要原因。而在收入分配表現上,因為種種原因,消費者部門所獲得的份額偏低,導致全社會消費偏低,儲蓄過剩,並帶來了投資和產能的過剩。在這些扭曲因素的影響之下,資源配置的低效仍長期存在,產出長期未達最大可能。換言之,中國大陸經濟的長期運行,仍在潛在產出水平之下。

事實上,總體經濟是個體經濟的加總,宏觀現象總能找到其微觀基礎。只要看看當前大陸的個體經濟表現,就能發現各行業產能利用率普遍還處在低位,比如化工、玻璃、焦化等。這絕不是經濟運行在潛在產出水平附近時的表現。

因此,對中國大陸這麼一個長期產能過剩,產出長期低於潛在產出水平的經濟體,沒有辦法透過對經濟運行的實際狀況來估計出潛在產出水平。無論是用生產函數法或過濾演算,來試圖估出潛在產出水平,都只是刻舟求劍,得到的只是對中國大陸潛在產出水平的低估。

對潛在產出水平的低估,就會帶來對中國經濟的誤讀。因為在估計時,已假定經濟表現會長期在潛在產出水平附近修正,那麼,中國大陸近十年來經濟成長的放緩,就會被解讀為潛在產出水平下降所致。因為潛在產出水平代表經濟成長的潛力,面對它的下滑,宏觀政策無能為力,只能容忍。相應地,相信潛在產出水平下降的人反對用宏觀政策來支撐經濟成長。這些人相信,宏觀政策對經濟成長的支撐是無效的,並不能使經濟成長回升到潛在產出水平之上,反而可能帶來通膨等副作用。這些人還相信,就算不以宏觀政策支撐,經濟成長下滑到潛在產出水平之後,也會自動穩定下來。

這些政策建議若放到中國大陸來看,可謂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當經濟運行在潛在產出水平之下時,需求、而非供給是經濟成長的主要約束。在需求不足時,宏觀政策能夠發揮出「乘數」效應,即一塊錢政府開支的擴張能帶動幾塊錢總需求和總產出的擴張。這種狀況下,需求的萎縮,不管是政府的需求還是民間的需求,也會有「乘數」效應,帶來更大幅度的總需求的萎縮。

大陸GDP成長率已創下了20多年來的最低值,如果不能有效穩定各方對經濟前景的信心,企業和居民將會基於悲觀預期,而削減投資、減少消費,進一步拉低全社會總需求,從而讓經濟的下行成為「自我實現的預期」。這種不利局面一旦形成,就絕非成長減速那麼簡單。

所以,大陸的當務之急,是解放思想、實事就是,不因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盲從,來束縛自己的手腳,而要從自身的實際出發,採取有力措施,來穩定總需求,阻斷悲觀預期與經濟下滑之間的惡性循環。「6」並不是神奇的數字,成長率「破6」與否,從實體經濟的短期運行來看,不會有太大的差異。但從穩預期、穩信心的角度來說,「6」則是有定心丸作用的指標,也是決策者應當考慮堅守的底線。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