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送員之死 揭開「共享經濟」血腥真相

文/陳炯廷

近年,「零工經濟來了!」在世界各地被高聲呼喊,提醒人們趕緊順應潮流,免得被新觀念淹沒。這也是備受商管人士和趨勢專家所頌揚的新興經濟型態和就業趨勢。在互聯網和資訊技術的高度發展下,「零工經濟」也經常與另一個新潮的概念——「共享經濟」互為表裏。

這股風潮也已吹進台灣。多數人最早是從Uber的私人叫車消費中,接觸到這股新興商業模式。近兩三年來,外賣的「共享經濟」平台更是風行台灣各大都會區。「只要輕輕滑動手指,美食就能送到你手上」,消費者不但可以靠平台業者的App享受舒適與便利的生活,而平台業者也創造了新興的就業機會。

在這個「世上苦人多」的年代,平台業者嘗試告訴低薪和找不到穩定工作的人們:想讓生活好過些嗎?機會來了!別讓你的交通工具閒置,你可以自主彈性運用時間,成為平台的「工作夥伴」,「做自己的老闆」,百萬年收不是夢!看哪,那享受馳騁和探索城市的開朗、勤奮小子,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實例。

告別朝九晚五 迎來「朝九晚墓」

「高薪」結合「自由彈性工作」是可能的,是這類外賣平台在號召外送員時所許諾的新福音。然而,雙十連假期間,兩大外賣平台Uber Eeats和Foodpanda接連發生外送員送餐時命喪輪下的事故,揭開了「共享經濟」的血腥真相:他們明明是在為平台送餐時發生意外,但在平台業者眼裏,這只是一起單純的交通意外,而非工傷、職災。社會也因此反思,原來輕動手指後的便利,代價並不便宜——它是平台將成本、風險轉嫁,讓外送員用生命危險和公眾的用路安全換來的。

兩名年輕外送員的喪生,在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下,逼得勞動部官員不能再裝作看不見其中曖昧模糊的勞動關係,而外賣平台迫使外送員搏命搶單攢錢的不合理報酬機制,也遭大眾非議。

外送員所身陷的勞動困境在於,他們並不被平台業者視為「受雇」勞工,而是「承攬」外賣任務的獨立承包商,業者口中的「合作夥伴」、「自己的老闆」,所以業者並不為其提供法定的勞動保障,如最低工資、失業、職災等社會保險。

儘管事故發生後,勞動部在國慶假期後的首個工作日,即火速通過勞動檢查,亡羊補牢地做出平台業者違法「假承攬、真雇傭」的認定,確認這兩名身亡的外送員是受雇勞工,而平台業者有義務負起雇主責任。然而,這「遲來的正義」能否被具體伸張,更進一步惠及所有外賣平台的外送員,恐怕仍有一段崎嶇的路要走。

即便這兩名外送員是勞動關係的事實已獲「官方認證」,但這兩大外賣平台龍頭絕不輕言「認帳」。儘管最高法院對於勞動關係的判定,在「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下,一般均從寬認定,但接下來,平台業者仍將透過行政訴訟,來持續否認其雇主身份。

善於規避監管而套利的業者,也勢必會記取這次勞檢失利的「教訓」,並透過更精巧的手段,模糊化與其他外送員間的勞動關係,使官方更難認定外送員是受平台指揮、監督的勞工。此外,業者更可能會發動一波波輿情攻勢,呼籲別扼殺「創新」等的名義,來為自身利益護航。例如,美國加州政府在今年9月宣佈,將令Uber這類自居科技平台業者不能再規避雇主責任後,Uber等公司卻打算斥資3,000萬美元來發動全民公投,否決此項進步改革。

身為跨國企業且獲益驚人的「共享經濟」平台,為什麼在世界各地,只要一談到承擔雇主責任,就頑強抵抗?因為,把企業成本和營運風險外部化,躲避政府監管,無視勞權、規避稅收等營運特色,正是這類科技平台股東們能獨享利潤、橫行全球發大財的「商業機密」。

赤裸裸的「彈性剝削」

共享經濟確實帶來新鮮的消費體驗。但這類「新經濟」下所「新創」的工作和聘雇方式,雖然有「零工經濟」這般新潮的命名,但說穿了只是「新瓶裝舊酒」。它其實就是企業為削減人事成本所慣用的「非典型」聘雇方式。

這類有別於長期、穩定聘雇的「非典型」、「彈性」的聘雇方式,對於近20年來的台灣社會也並不陌生。早於這類平台業者,政府部門更是帶頭大量啟用派遣、承攬員工的「慣老闆」。只不過,這類自居「網路公司」的共享經濟業者,在科技的偽裝,以及善於鑽營各地法規漏洞下,把它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罷了。

如果從勞工的歷史角度來看,所謂「創新」的零工經濟,反而是讓勞工重返未有勞動保障立法前的「原始」階段,得在毫無文明制度的保障下,赤裸裸地在資方劃定的工作條件中,任其剝削以換取報酬。對這類科技平台業者而言,這些打工者,雖美其名為「工作夥伴」,但實際上,只被視為完成平台服務效率及消費者體驗的冷冰冰「電腦代碼」。這也進一步為勞動力市場和整體社會安全帶來無比艱鉅的挑戰。

共享經濟還是獨享利潤?

儘管「共享經濟」在台灣,仍然只是整體經濟的一小部分,卻是勞動市場和整體經濟變遷下的縮影。科技的發展並非那麼中性,當掌握技術發展的資本未能被社會管制、規約,為社會帶來的危機和衝擊,就如成群狂奔而來的「灰犀牛」般,顯而易見,而非如「黑天鵝」那麼難以預見。

從現行在世界各地佔主導地位的「共享經濟」平台,善於把營運成本外部化的背景下,實際上,人們根本難以看見到底「共享」了什麼,而只能見到這些企業利用資訊技術在掠奪利潤,並破壞各地經濟和社會安全的防火牆,藉著規避雇主責任和企業社會責任,來「獨享」利潤。而「新經濟」下的絕大多數打工者,只能賣命工作,才可能獲得體面的工資,也不再有經濟和社會安全網的保障。

在「死了兩名外送員」後,勞動部雖然正面宣示勞動關係,絕非平台業者說的算。然而,如何面對共享經濟這類新經濟趨勢,及其衍生的各種社會問題,仍是一道未解的難題。對此,台灣需要一個新的社會願景,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在宏觀的經濟和勞動政策方面,反思這類「共享經濟」平台在社會責任和勞動保障上的缺失;並在堅守勞動保障的原則下,重思現有社會法規和制度對於「新經濟」的未竟之處。如此才能避免壟斷科技的企業,在「新創」或「共享」的偽裝下,卻佔盡勞工和社會的一切便宜,成了一隻隻「獨享」社會利潤的嗜血寄生蟲。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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