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漲工資就是告別低薪?經濟不民主才是真議題

文/陳炯廷
台灣最低工資(基本工資)已確定於2020年元旦起上調,法定最低月薪將調漲新台幣700元,來到23,800元,最低時薪調漲8元,來到158元。據勞動部預估,月薪調漲約有183.26萬名勞工受惠,而時薪部分預估約有48.33萬名勞工雨露均霑。

此次最低工資的調整,是蔡英文執政期間第四度為勞工「加薪」。為此,蔡英文指其執政迄今,累計調高月薪3,792元、時薪38元,已超越馬英九執政8年的漲幅,她自信表示:「我的想法很簡單,經濟有成長,果實就應該分享給人民!」「希望減輕年輕人及勞工朋友的負擔,我們會繼續努力!」

雖然在蔡英文任內,最低工資每年都漲,但單靠最低工資這個工具,以及溫和的調幅,就足以讓青年和勞工告別低薪,使經濟成果公平的與勞工共享了嗎?

不能迴避的政治責任

相較於蔡英文前3次月薪年平均約4.86%的漲幅,這次約3%的調幅雖是歷次最低,但四度連番調漲的最低工資,仍引來主張凍漲的資方代表大動肝火,指責政府「獨斷獨行」,甚至直言:「憑什麼?」

拒絕最低工資調漲一直是工商團體的主流意見,其中更極端者,甚至會主張「廢除最低工資制度」,他們基本上認為,由政府調控最低工資是有違市場「自由議價」原則,會對市場經濟造成各種負面影響,包括隨著人事成本上漲,中小企業會營運困難、勞動力需求減少,社會失業率會上升,也會直接反映在物價上漲等問題,也會「勸導」政府對勞工「別愛之而害之」。

由「政治決定工資」,雖然不符合由「市場決定一切」的原始經濟學主張,但這樣的主張,隨著社會越來越不平等,受到越來越多經濟學者的質疑。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代表,就是力倡提高最低工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克魯曼認為工資並非完全由所謂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所控制,工資的調整更多是取決於政治、社會力量選擇的結果,例如工會力量和社會壓力的強弱。同時,其以美國部分州的最低工資調整高於聯邦標準的實例指出,調高最低工資,並未損害就業市場。

相似的觀點,也出自另一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其在《重構美國經濟規則》(Rewriting the Rules of the American Economy)中明白指出,要消弭美國嚴重的分配不公問題,就得讓政策投資於經濟、投資於工人,具體的做法之一就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他認為,在總體需求不足的狀況下,透過最低工資提高基層收入,很可能會刺激經濟發展,也可有效地減少貧困,幫助那些靠最低工資度日的弱勢群體。

此外,考量審議機制的現實,勞資雙方的代表,原則上是很難對漲幅達成共識的,因此,官方的意向始終是調整與否的關鍵因素,這是執政者無法迴避的政治責任。

再者,最低工資要能發揮實效的一個重要前提,必須是高於雇主自訂的水準,這也是政府必須做出抉擇,而不能任「勞資自由議價」的緣故,否則在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工資市場往往只能是「老闆說了算」。只不過,在最低工資的調整上,執政者該斟酌的是,如何明訂應參採的指標,使調幅能在經濟成長之餘,讓勞工能實質分潤,而在經濟景況衰退時,仍能保障基層勞工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而非只是簡單的選舉考量。

在全球經濟陷入低成長、貧富差距日益擴大之際,設定或完善最低工資制度,更成為許多國家用以減少不平等和刺激內需的方法。國際勞工組織(ILO)認為以工資成長為動力的經濟成長策略,對工資成長落後於經濟成長率的經濟體而言,更是可取,而設定合理的最低工資水準,能發揮重要作用,且不會對就業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

不願面對的「中位數」真相

最低工資的調控是保障基層勞工的重要「地板工資」,但為什麼說目前的最低工資上漲仍不足以扭轉台灣的低薪困局?一方面當然與現行的調幅,不論是相對本地的物價和經濟成長或同期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各經濟體的年度調幅水準(約為5.16%),仍顯得保守有關,另一方面可從為什麼中層勞工會「無感」方面來觀察原因。

近幾年來最低工資的調高,確實降低了統計上的「低薪」的人數比例,但實際上仍未讓台灣勞工告別低薪。從「最低工資佔中位數工資」的比重,雖自2012年的51.69%攀升至2017年的53.64%,(參考OECD指標,此數值約為中位數工資的66.6%),也映照出台灣中層勞工的薪資停滯困境。

若要票選2018年度政治人物的「幹話」,賴清德錯把「平均薪資5萬元」視為能反映多數勞工薪資水平的說法,肯定榜上有名。因為這「名不副實」的工資水準完全偏離事實,聽在民眾耳裏不是無感,或是懷疑數據被動了手腳,就只能是惱火。

實情是,隨著所得差距的擴大,平均數易受到少數高薪者的影響而拉高,所以早已不再具有反映多數勞工薪資水準的意義,因此國際間的經濟統計,多改由「中位數」來反映薪資水準。根據主計總處現有的中位數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勞工每月的薪資中位數約為3.9萬元,換言之,有半數勞工未達此薪資水準,而2017年的薪資中位數相較於2012年的3.6萬元,僅增加了3,000元,平均每年僅增加約600元。

此外,從薪資分佈可知,台灣尚有將近七成的勞工的薪資,不若政治人物所言「月薪達5萬元」,而且這未達「平均薪資」的人數,以及「薪資中位數偏離平均薪資」的程度,皆有惡化的趨勢,一定程度顯示台灣中層勞工薪資的停滯不前,以及所得差距的日益擴大。

這些都是民進黨政府藉「平均薪資創新高」或「最低工資連年調漲」在拉抬政績時所不願面對的「中位數」真相,也難怪美國經濟分析局前局長蘭德菲爾德(Steve Landefeld)會說:「由於中位數的政治敏感性,其訴說的故事可能會讓一些政治人物不舒服。」

須兼顧發展與分配

儘管要真正改善台灣整體的低工資困境,絕非單靠提高最低工資這帖藥就能奏效,但它仍是政府能積極使用,以保障基層民眾最低生活所需的政策工具,而這很可能就是基層勞工每年唯一能獲得加薪的機會。

因此,如果能有計劃地、每年合宜地調高最低工資,此種「政治抉擇」並無不妥。何況以台灣的經濟實力而言,從人均GDP表現來看,絕非沒本錢能給予總數近四分之一、所得低於最低工資的基層勞工有尊嚴的體面工資。

然而,如果要讓台灣社會能真正擺脫以低工資為成長動力的發展路徑,成為高薪經濟體,政治人物必須直面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根本矛盾就是「經濟成長人民卻無感」。若要真正告別低薪,台灣社會需要一個結構性的改革願景和發展目標,使經濟發展能與社會平等相結合,讓「經濟民主」成為壯大台灣的基石。

本文來源:《多維TW》月刊0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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