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盲  並非科學賭盤

「從消失的2000億,談浩鼎案這堂生技課」系列報導之二

浩鼎案因新藥的人體雙盲試驗解盲未達標,掀起滔天巨浪,光是訴訟之累即長達三年餘,不論公司、各當事人乃至員工、股東,都深受其苦。

回顧浩鼎解盲前台灣生技的發展,可謂炙手可熱;大眾及投資人一片看好,讓浩鼎股價半年內翻了兩翻,從三百多一路推升到755元的史上新高,生技股頓時點石成金,「本夢比」吸引大家爭相投入,其火紅程度,連臨床試驗也入了八點檔連續劇的劇情;菜籃族的對話是:「你那顆藥現在做到(臨床)幾期了? 」

相對於這種金錢遊戲的全民共識,則是對生技專業的陌生與一無所知;因此,解盲一旦失利,股價被打趴地上,投資人哀苦無告,媒體和談話節目像「獵巫」、「公審」般整天砲轟,自然新藥公司成了祭旗;因為,解盲的結果不可能事先不知道,一定有辦法事前「偷窺」,所以,解盲前賣股都成了內線交易「嫌疑人」。

浩鼎乳癌新藥解盲失利,引爆風暴,浩鼎董事長張念慈(右起)、總經理黃秀美被控內線。(陳怡誠攝)

知識落差構成專業陷阱 導致各界追殺

撇開浩鼎個案的案情不論,究竟解盲能否事先得知結果;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TRPMA)理事長張鴻仁認為,此一問題,所見諸的專業認知落差,才是浩鼎風 暴形成的關鍵;也由於此一知識落差,構成專業陷阱,終而演變成政治和司法的追殺。

一般新藥上市前,往往要經一連串試驗,以驗證其安全性和藥效,通過後才能申請藥證上市。其中,有關檢測新藥療效,最常以大規模的雙盲臨床試驗進行,即召募疾病和病程相似的受試對象,隨機分成二組:對照組給予安慰劑,實驗組給予真正藥物,雙方試驗條件控制完全相同;在解盲前,無論受試者或觀察受試者的醫師、研究人員、資料處理人員或公司團隊,都不知道誰是那一組,故而稱為「雙盲」,直至研究結束,才能進行資料解盲與分析;此一目的即在避免施測者先入為主或病患有預期心理因素,造成實驗偏差。

浩鼎因乳癌新藥解盲未過關,開盤首日市值蒸發新台幣116億元,造成股東恐慌,法說會大爆滿。(陳怡誠攝)
浩鼎因乳癌新藥解盲未過關,開盤首日市值蒸發新台幣116億元,造成股東恐慌,法說會大爆滿。(陳怡誠攝)

以浩鼎為例,這項乳癌新藥臨床試驗在全球多國共45家醫學中心進行,為了保持試驗雙盲狀態,並求試驗品質均一,試驗計畫委由兩家臨床研究機構(Clinical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即e-trial和晉加公司,前者執行盲性管理,後者負責資料處理;解盲前,晉加還未取得e-trial提供的藥物編碼前,晉加管理的數據因不知病人是試驗組或對照組,從這些數據根本無法測知結果。直到公司宣布解盲計畫啟動,日本的e-trial提供晉加藥物編碼,晉加輸入後,才能根據此統計不同組別病人結果,比較其差異,判定P值是否過關。

陳建仁:又不是神!解盲前 怎知道結果?

由此一嚴謹的設計不難得知,試驗人員未解盲前要得知結果,幾乎不可能;證諸國際上嚴謹的臨床試驗,幾乎沒聽過解盲前可以預知結果,因為違反了雙盲試驗設計的基本精神。 副總統陳建仁在浩鼎案作證時即指出:「又不是神!解盲前,怎麼可能知道結果?」 儘管所有專業人員都可言之鑿鑿,但,對生技缺乏認識、對臨床試驗一無所知的投資人、甚至偵查案件的檢調人員,卻很難置信。

不僅解盲不可能提前知道結果,就是數據已出爐的解盲結果,也不是非黑即白;    解盲公布的臨床數據,並非像樂透或彩券兌獎,只看它有沒有中、或是否過關。

一般解盲後,若用藥的實驗組結果比服用安慰劑的對照組顯示更好的療效,且其差異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意義,亦即P值小於0.05( P-value < 0.05 ),一般即稱為解盲達標。解盲時,P值雖是最重要數據,卻不是唯一標準;尤其解盲的臨床數據判讀複雜,除非好得不得了或療效很差的試驗,否則,大部分試驗結果都落在中間值,需要專家就新藥安全性、存活期、免疫反應、生活品質、目標疾病是否仍乏有效治療、是否對某些特定族群有效等各項條件,加以分析、評估,加以各國藥政、法規單位都有各自的規定和彈性做法,不能一概而論。

 

因此,即便解盲達標,也非一竿進洞,表示藥證就可到手,

反之,解盲未達標,也不代表新藥失敗;

這才是正確解讀解盲結果所應建立的觀念。

如果投資學能讓每位股民認知生技新藥發展之不易,了解新藥在高獲利之外,也具高風險的特性,或可有助於回歸理性的投資,這樣才能成為幫助生技產業發展的「聰明錢」;如果把複雜的統計檢定方法,簡化或歸納為簡單的一個數值,用以判定計畫成敗,很可能隱藏更大的風險,也增添了市場的不穩定性;這又與賭盤開賭何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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