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走在鋼索上的芬蘭

〈工商書房×樂天Kobo年度好書嚴選〉動盪

編按:普立茲獎得主、《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賈德戴蒙,在新書《動盪》以七個國家遭逢的三大類危局為例,對照分析各國的行動策略與結果,並以此檢視當前的世局。本文摘自《動盪》第二章〈芬蘭與蘇聯之戰〉,一窺自由民主國家芬蘭,為何對專制政權蘇俄敬畏三分,採行嚴格的言論自我審查機制?

蘭在發展與西方的外交關係和維持蘇聯的信任之間,始終宛如走在鋼索上力求平衡。為了在一九四四年「繼續之戰」結束後立即建立信任關係,芬蘭按時履行了它與蘇聯的停戰協議,以及其後和平條約的所有條件,亦即把德軍趕出芬蘭;對芬蘭的戰時領導人進行戰爭罪審判;讓芬蘭共產黨合法化並納入政府中,同時又要防止它接管芬蘭;並準時向蘇聯支付戰爭賠款,即使這需要芬蘭人民捐出私人的珠寶和黃金婚戒。

在擴大參與西方國家聯盟之時,芬蘭也努力降低蘇聯長久以來認為芬蘭會在經濟上融入西方國家的疑慮。譬如,儘管美國提供芬蘭迫切需要的馬歇爾計畫,芬蘭還是謹慎地拒絕了援助。即便芬蘭加入西歐的EEC和EFTA,或與它們達成協議,但同時也與東歐共產國家達成協議,保證對蘇聯提供最惠國待遇,並承諾蘇聯享有與芬蘭的歐洲經濟共同體貿易夥伴相同的特權。

西方國家雖成為芬蘭的主要貿易夥伴,但同時,芬蘭也成為蘇聯聯盟第二大的西方貿易夥伴(僅次於西德)。駛經芬蘭的海運貨櫃是蘇聯進口西方商品的主要路線。芬蘭出口到蘇聯的商品包括船隻、破冰船、消費品和建造整棟醫院、旅館和工業城的建材。

對於蘇聯而言,芬蘭是西方技術的主要來源,也是它通往西方國家的主要窗口。結果就是蘇聯不再有任何接管芬蘭的動機,因為芬蘭保持獨立,和西方國家結為盟友,對蘇聯的價值比它被征服或淪為共產主義附庸還高。

由於蘇聯領導人信任巴錫基維和凱科寧兩位總統,因此芬蘭決定不像一般民主國家那樣更換總統,讓他們兩人執政長達三十五年。巴錫基維擔任十年總統,直到他八十六歲去世前為止,而繼任者凱科寧也擔任二十五年總統,直到健康情況不佳,迫使他在八十一歲時辭職為止。

一九七三年,在芬蘭與歐洲經濟共同體進行協商時,凱科寧去拜訪布里茲涅夫,親自保證芬蘭和EEC的關係絕不會影響芬蘭和蘇聯的關係,化解對方的憂慮。隨後芬蘭議會緊急立法,推遲原訂一九七四年舉行的總統選舉,使凱科寧的任期再延長四年,讓他能夠實現對布里茲涅夫的承諾。

芬蘭政府和媒體都避免批評蘇聯,並且實施一般民主國家罕見的自我審查。比如當其他國家譴責蘇聯侵略匈牙利和捷克、對阿富汗發動戰爭之時,芬蘭政府和媒體雙雙保持沉默。芬蘭的一家出版社因為擔心冒犯蘇聯,還因此取消索忍尼辛小說《古拉格群島》的出版計畫。

一九七一年一家芬蘭報紙(如實)報導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占領了波羅的海三小國,這篇報導冒犯了蘇聯,蘇聯的報紙譴責這種說法是資產階級挑撥芬蘭和鄰國蘇聯之間的和睦關係,蘇聯外交部長也警告芬蘭,希望芬蘭政府未來能防範此類事件。芬蘭政府唯命是從,隨即呼籲芬蘭媒體要負起更多「責任」,自我審查這種可能會冒犯蘇聯的言論。
芬蘭這種走鋼索的行為,有助於結合獨立於蘇聯之外和經濟成長。

在這方面,身為小國的芬蘭也得面對現實:如今六百萬的芬蘭人口,永遠不可能發展出擁有九千萬人口的德國或三億三千萬人口的美國那樣的經濟優勢。在經濟領域上,只仰仗低生活水平,以及在歐洲和北美外依舊普遍存在的低工資,芬蘭永遠不可能成功。按照世界標準來看,芬蘭的工人數永遠都算少,而他們總會期望很高的工資。因此芬蘭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的勞動力,並發展可賺取高額利潤的工業。

為了有效運用所有人口,芬蘭學校系統的目標是把每個人都教育得很好,不同於美國的學校系統只教好了一些人,但卻有更多人沒教好。芬蘭擁有一視同仁的高品質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很少。教富裕的美國人驚訝的是,即使是那些少數的芬蘭私立學校,也能獲得和公立學校一樣的政府資金,不得藉收學費、其他費用,或籌募捐贈增加資金。

美國教師的社會地位低下,通常是在校時期表現較差的大學生擔任,而芬蘭教師則來自最聰明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且經歷非常激烈的競爭選拔,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超過大學教師),收入很高,全都擁有高等學位,並且在教學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權。因此,芬蘭學生的讀寫能力、數學能力和解題能力在世界各國都名列前茅。芬蘭女性的貢獻和男性一樣多:它是全球第二個(僅次於紐西蘭)讓投票權擴及婦女的國家。

在我多次造訪的其中一次,當時的總統正好就是女性。在芬蘭連警察也很傑出,再次教美國人吃驚的是,芬蘭警察必須擁有大學學士學位,受九六%的芬蘭人民信任,而且幾乎從不使用他們的槍枝。去年,芬蘭警方執勤時總共只開了六槍,其中五槍是示警:這比我居住的洛杉磯一週的平均開槍次數還少。

強烈關注教育的結果是培養出生產力極高的勞動力。芬蘭工程師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舉世最高,在科技領域上堪稱全球領導者。出口業占了近半的國內生產毛額(GDP),況且現今芬蘭的主要出口都是高技術──重型機械和製成品,不再是二戰前的木材和其他傳統的林木產品。

芬蘭在開發產自森林的高技術產品,如發電、肥料、紡織纖維等,已成為世界領袖,取代了羊毛和銅業,甚至吉他。芬蘭的私人和政府在聯合研發上的投資,相當於其GDP的三.五%,幾乎是其他歐盟國家的兩倍,(加上花在教育上GDP的百分比)接近世界最高。

這種傑出的教育體制和在研發上的巨額投資,使芬蘭在半個世紀內,由貧窮國家搖身一變成為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如今芬蘭的個人平均所得,跟法、德、英這些長久以來一直都很富裕、人口十倍於它的國家並駕齊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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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我造訪芬蘭時,對芬蘭與蘇聯兩次戰爭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我問接待我的芬蘭人,為什麼芬蘭在許多方面都對蘇聯委曲求全,進口劣質的「莫斯科人」汽車、如此擔心蘇聯發動戰爭。我對他說,萬一蘇聯展開攻擊,美國一定會保衛芬蘭。如今回想起來,再沒有比這對芬蘭人更殘忍、更無知且無禮的話了。芬蘭有著痛苦的回憶,當它在一九三九年遭受蘇聯攻擊,並沒有獲得美國、瑞典、德、英或法國的幫助。芬蘭從自己的歷史中學到教訓,生存和獨立要靠自己。惟有蘇聯感到安心,同時信任芬蘭,芬蘭的處境才會安全。

我的無知態度曾與許多非芬蘭人一樣,我們沒有深入了解,卻取而代之用貶義的詞彙「芬蘭化」(Finlandization)為芬蘭的政策貼上標籤。至於「芬蘭化」一詞的定義,一九七九年《紐約時報》有篇文章作此闡述:「一種可悲的狀態。弱小鄰國畏於超級強權的武力和政治上的無情蔑視,而對自身主權自由作出無恥和令人難堪的讓步。」那些公開譴責芬蘭化的人認為芬蘭的政策卑怯懦弱。

芬蘭的許多行徑確實讓西歐和美國的觀察家感到驚駭。在美國或德國,永遠不會發生推遲總統大選的情況。總統候選人撤回候選資格,出版商取消書籍上市,甚至媒體的自我審查,全都只是為了避免觸怒蘇聯。如此的行徑著實侵犯了民主國家的行動自由權。

但只要觸及其他國家的敏感地帶,對每一個國家來說都可能衍生問題。我們再次引用凱科寧總統的話:「國家的獨立通常不是絕對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屈從於歷史的必然性。」為什麼芬蘭必須比美國或德國更屈從於歷史的必然性,原因很明顯:芬蘭國家小,又與俄羅斯接壤,而美國、德國則沒有。譴責「芬蘭化」的評論家認為芬蘭應該用什麼做法來取代原本的做法?──不顧蘇聯的反應,冒著讓蘇聯再度入侵的風險?

非芬蘭評論家之所以反對芬蘭化,部分原因出於他們內心擔憂蘇聯共產主義可能會誆騙自己的國家,進而讓它們屈服於蘇聯。但其他西歐國家和美國生存在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環境中,不必面對芬蘭的地緣政治問題。凱科寧為芬蘭政策提出的辯護是:「芬蘭化不是用來外銷的」,一語中的。

其實芬蘭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必然是盤根錯節,極其複雜。最後的結果是,二戰結束後的七十年裡,芬蘭並沒有成為蘇聯或(現在)俄羅斯的附庸;反而穩定地培養與西方各國的關係,同時和俄羅斯保持良好的聯繫。芬蘭人知道世事多變,所以男子依舊得服兵役,而女性則可志願入伍,訓練嚴格,為期一年,因為芬蘭期望它的士兵必須真的能夠戰鬥。一年的培訓之後,每個人每隔幾年都需服預備役,直至年齡屆滿三十到三十五歲以上。芬蘭的後備軍人占人口的一五%──相當於美國維持在五千萬人的後備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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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僅針對國家危機而非個人危機的問題中,有兩項在芬蘭的案例裡值得討論:領導人的角色,以及衝突後的和解。二戰期間和之後,芬蘭的確因老練的軍事和政治領導而受益。軍事領袖曼納海姆將軍是分配稀少資源的大師,能適當判斷蘇聯威脅在不同戰線上的相對危險,並在極其痛苦的局面下保持冷靜,清晰地思考,還得讓部隊和軍官保有信心。

當時的芬蘭總理、後來的總統巴錫基維和繼任者凱科寧兩人的俄語都非常流利,且在與史達林談判時雖處於弱勢,卻能以圓融的技巧贏得並持續保有偏執狂史達林的信任,更進一步說服史達林:芬蘭保持獨立對蘇聯有利。(想像一下,如果是你處於巴錫基維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的處境,必須飛往莫斯科與史達林會面,進行和平談判以結束「繼續之戰」。

他先前已於一九四○年三月飛抵莫斯科進行和平談判,結束「冬季之戰」,但芬蘭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毀約,加入德國陣營,再度占領卡累利阿。那麼,到了一九四四年,你該怎麼對史達林解釋?「相信我,這回你可以相信我」?)不過,我們也不應該誇大曼納海姆、巴錫基維和凱科寧作為領袖的影響,因為他們的目標和策略跟芬蘭其他的高階領導人和將軍是相仿的,唯獨他們的手腕非常傑出。

國家危機特有的另一個問題,是在殘酷的內部衝突或內戰後的和解。芬蘭在一九一八年內戰後的和解,比智利在皮諾契特軍事獨裁後的和解更加快速完整,而印尼在一九六五年軍方發動種族滅絕大屠殺後,並沒有什麼作為來達成和解。部分的解釋是,軍方依舊保有強大勢力,仍威脅著它以前的勁敵。一九六五年後,印尼軍方繼續執政,智利軍方在皮諾契特總統下台後,也同樣引人矚目,頗具威脅。

然而在芬蘭內戰後,軍隊的力量不再那麼明顯。另一部分的解釋是,所有芬蘭人都有一種自我獨特感:芬蘭內戰的贏家和輸家都具有相同的平等主義傳統,使用舉世獨一無二的芬蘭語,背誦《卡勒瓦拉》,是西貝流士和「芬蘭飛人」努爾米的同胞。

(本文摘自賈德戴蒙著《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時報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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